中新网6月28日电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载文指出，在中国官方断然否认人民币即将升值的传言，并强调汇率改革决不屈从于外来压力之后，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讨论消停了不少。6月7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通过卫星连线向在北京举行的国际货币会议论坛发表讲话，称容许人民币汇率机制更具弹性，措词上温和了很多。但美国的汇率政策本质上是以邻为壑的，布什政府的下一个举动，仍待观察。
美国利益至上的汇率政策
综观二战后的历史，美国的汇率政策，常常露骨地表现出美国利益至上，甚至以邻为壑的利己主义本色。
以邻为壑的第一个例子发生在1969年尼克松执政时期，那是美元危机日趋频繁的时刻。具体表现是：美国国际收支平衡日益恶化，西方国家对美元失去信心，大量抛售美元，致使黄金价格猛涨，黑市美元汇价下跌。尼克松上台后，以劳伦斯·克劳斯为代表的一种观点受到尼克松的垂青。克劳斯认为美国已经没有力量直接管理国际金融体系，但是美国可以采取一种消极的国际收支政策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说，美国只需要把国内经济维持在最佳水平上，不必在控制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上费很大力气。这样外国就必须调整它们的利率和汇率，以避免不必要的美元流入。克劳斯还认为美国不必担心其他国家的反对，如果它们反对美国的政策，就会使国际经济崩溃。尼克松听从了克劳斯的建议。
1971年春季，由于德国马克当时在欧洲最为坚挺，遭投机者用美元大规模收购，导致巨额美元流入西德。当西德向美国诉苦时，美国官方说，这是你们自己的问题，美国不想采取缩小逆差的行动。其意图就是要迫使德国人提高他们的币值，以改善美国的外贸地位。德国人开始想尽可能延长抵抗时间，但是他们不愿意继续购买美元以维护当时的比价。最后，他们决定允许马克上浮，使自己摆脱掉继续吸收美元的负担。接着，尼克松政府又玩了第二个手法，即迫使其他国家接受新的、固定的由美国做主的汇率。美国宣布关闭官方黄金窗口，把世界置于美元本位之上。同时还宣布课征10%的进口附加税，并把取消进口附加税作为交换条件，迫使盟国接受美国满意的新汇率。当时西欧和日本人心里很明白，要么他们有胆量以关税战为手段对美国展开全面经济冲突，要么在既定的不利条件下，试图谈判出较好的处置办法。他们最终选择了后一方针。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1985年里根时期，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里根上台后，厉行减税和扩大军事开支并举的政策，致使美国联邦预算出现创纪录的大赤字。大赤字引起高利率，高利率引起高汇率，高汇率导致高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后者在1985年达到接近GDP的3%。很明显，消除逆差的根本途径是减少财政赤字，此外也必须加强美国产品竞争能力，这些都是美国自身的问题。
但是美国却把高汇率的问题主要归咎于其他国家的汇率过低。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在美国的压力下，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售美元。
日元是升值最多的一个国家，日本也因此成了“广场协议”最大的“受害国”。当时美元兑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但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在这以后，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继续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兑日元汇率继续大幅度下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不到3年，日元对美元升值一倍。日本一部分企业的出口因此造成困难。其结果，在1986年到1987年西方国家经济普遍由复苏走向高涨的阶段，日本经济却出现了萧条，被称为“高日元萧条”。日本政府在出口部门的压力下，实行了膨胀性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促进出口和经济景气。然而，由于在原有的产业结构下，日本经济的增长已经饱和，增大的货币发行量无法被吸收，大量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又导致了日本的泡沫经济。在泡沫崩破以后日本经济陷入了10年困境，日本经济由强转弱。
“汇率报复案”的来龙去脉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美国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是否会在中国“重演”？
今年的4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汇率报复案”。这个议案是由美国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美国联邦参议院辩论国务院两年支出法案期间提出的修正案。该议案要求美国政府承诺，如果中国在未来半年内未能使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输出美国的所有产品课征27.5%的惩罚性关税。4月7日，美国联邦众议院立法委员会提出2005年的中国货币法案，目的也是要求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并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汇率制度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这样就在美国国会掀起了一轮新的压人民币升值的浪潮。美国国会部分议员这样做的理由是，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人为地把人民币汇率与美元直接挂钩，在价格上给中国出口商品以15%到40%、平均值为27.5%的优惠，并认为这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完全是颠倒是非。从根本上讲，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美方的问题。
自2001年美国陷入经济衰退以来，美国政府实行了财政大赤字和银行低利率的调控政策。其结果，使衰退变温和了，而且很快进入复苏。但代价是大大增加了政府债务和私人债务。布什上台以后减税和增加开支并举，使美国联邦预算由每年有结余变为连年赤字，2004年是4121亿美元，今年将达到4266亿美元。另一方面由于低利率刺激了住房抵押贷款和汽车分期贷款，致使房屋和汽车旺销，居民储蓄则急剧下降。通常美国居民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5%左右，可在2003年下降为1.4%，2004年再降到1.2%。概而言之，无论政府还是居民都在寅吃卯粮。这是发生亏空的主要原因，也是出现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而汇率问题其实是极其次要的。
至于中国对美出口增长快，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使其成为世界加工平台。除劳动密集产品由中国出口以外，高技术产品和机械制造品也由各国送到中国来加工，再出口到美国。而在计算出口时，则把中国加工费以外的整个产品的价值都算在中国的账上，显然极其不合理，对中国也很不公平。
其实美国人并不是不知道这个实情。例如今年3月公布的2005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就说：“日益增长的双边贸易逆差，已经引起美国某些方面对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崛起的担忧。事实上，数据说明，中国进口的增长主要是以其他环太平洋国家(进口的减少)为代价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中国充当了亚洲制造业公司出口商品最终装配平台的角色。美国从环太平洋的进口份额，已经比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峰时期下降。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双边贸易逆差并没有很大的经济意义，以及为什么说它并不是一个衡量贸易关系所带来好处的很有用的尺度。这一类的双边量度可能是由贸易在伙伴国间重新配置所驱动的，而这种情形在世界成百个贸易国中是很常见的事情。”
可见美方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真实原因是清楚的。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更为有利，这一点中国也一再向美国和世界说明，对此美国政府也很清楚，所以在参议院通过“汇率报复案”以后，首先同参议院展开辩论的是美国财政部长斯诺。斯诺尖锐地抨击参议院这个提案是一个“严重错误”。他说，我认为，你(指参议员舒默)推动这项法案是一个严重错误，它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也表示，假如中国真的重新调整人民币币值，中国很有可能减少购买美国政府债券。至于中国人民币问题，鲁宾告诫说，布什政府要小心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陈宝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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