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日本媒体报道，一股仇视中国的情绪正在外务省高层官员之中蔓延，而学过中文、对中国事务较为熟悉的“中国学派”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小。由于“中国学派”在日本对华外交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因此，日本媒体的这一报道不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么，在小泉内阁中，都有哪几位“中国学派”人物，他们对日中关系又是持何种看法呢？

　　加藤紘一 寄宿中国人家苦学汉语

　　原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紘一是日本的资深政治家，也是政界屈指可数的“中国通”。这位奉行对华友好政策的“鸽派”人物，近日因为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批评，以及近期将来华访问，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1939年出生的加藤在兄弟姐妹6个人中排行老五。他家境清贫，时常吃不饱饭，就连衣服和鞋子都是捡哥哥、姐姐剩下的穿。清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加藤好学的天性，他立志进入东京大学法学系学习，可高考后却被东大理科录取。经过一年的复读，加藤终于在第二年考入有“外交官摇篮”之称的东大法学系，并于1964年进入外务省。

　　加藤在中学时代就萌发了将来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的想法，于是他刚进入外务省就提出去中国课工作。当时欧美课人气很旺,而中国课被视为二流工作,没多少人想到中国课工作,于是加藤很顺利地就进入了中国课。接下来，加藤开始了4个月的培训。每次去培训部上课，加藤必定要路过跡见学园女子大学，大学里的漂亮女生对年轻潇洒的外交官格外青睐，但女生们的目光大多集中在拿着英文、法文书籍的小伙子身上，全然不理睬抱着中文书的加藤。加藤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工作。

　　1964年，加藤结束培训后，被分配到台北“使馆”工作。在此期间，他进入台北师范大学下属的外国人语言研修中心学习汉语。为了学好汉语，加藤住在中国人家里，与中国人交朋友。经过一番努力，他的汉语水平大有长进。

　　台北任期两年结束后，加藤转任美国大使馆工作。在美国期间，他进入哈佛大学深造，主攻东亚区域研究学。1970年，加藤出任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事务次官。1971年12月,他辞去外务省工作，为竞选议员做准备。

　　1972年，加藤当选众议员，先师大平正芳，后追随宫泽喜一。他继承了大平的对外政策思想，重视亚洲外交，主张日中友好。作为“亚洲国际派”的倡导者,加藤认为，从21世纪的日本国家利益考虑，日本应与亚洲国家加强团结。

　　近一段时间，以小泉首相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右翼人士多次为参拜靖国神社辩解，并为日本二战战犯开脱罪责，引起中韩等亚洲邻国的强烈不满。在此问题上，加藤提出了客观、务实的主张。他认为，要解决靖国神社问题,只有通过甲级战犯分祀和建立新的国立追悼设施这两种办法。6月15日，加藤在东京发表演讲时，就小泉首相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了批评。他说：“国家领导人可以追随民族主义，但是有义务从对方国家领导人的立场考虑两国关系。如果完全单从国民的感受去处理国际关系，那就不必当首相或者国会议员了。”

　　阿南惟茂 因中国史书喜结良缘

　　现任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曾经是“中国学派”的领袖，1998年的《日中联合声明》就是他当年任外务省亚洲事务局局长时起草的。

　　现年64岁的阿南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阿南惟几为陆军大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自杀。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将8个子女抚养成人后就出家了。

　　阿南于196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同年进入外务省工作，后来便到台北师范大学外国人语言研修中心留学。留学期间，他与一位名叫维珍·尼雅的美国女孩因为同一本中国历史书而邂逅。维珍对中国的历史和地理尤为着迷，共同的兴趣拉近了两人的距离，话题也由谈中国、谈生活发展到谈恋爱。1970年，两人结为夫妻。1972年，他们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友亮”，为友人和诸葛亮之意。

　　阿南从1983年起，历任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公使、亚洲局局长，2001年3月任驻中国大使至今，在中国任职长达10多年之久。他与对华持友好态度的自民党桥本派关系亲密,1997年经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和前内阁官方长官野中广务推荐担任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据称，阿南出任驻华大使也是得到桥本的推荐。因此，自民党内的右翼势力出于打击桥本派的需要，也将阿南列为攻击目标。

　　阿南对中国一直持友好立场。他认为，日方应该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该反省的地方加以深刻反省，两国应再次确认《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友好和平条约》的精神，相互激励，相互支持，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日中关系。针对日本国内存在的“中国威胁论”，阿南认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他曾指出：“作为直接负责日中关系的人，我常常感到，如果与其它国家的关系相比，日中之间在交流和相互理解方面还是强于其它国家的，但信赖关系却并不牢固。如果日中之间确实是一种相互信赖关系，那么很多事情就不会成为问题。”

　　田中均 因沈阳闯馆事件挨批

　　现任日本外务省审议官的田中均也是“中国学派”的成员。现年58岁的田中于1969年进入外务省工作，历任北美二课课长、东北亚课课长、外务省经济局局长等职。2001年9月任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2002年任外务省审议官。

　　田中是日本对朝鲜外交的核心人物。在对朝政策上，他力主采取对话的策略，将“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放在对朝外交的全局框架下考虑。

　　2001年10月，田中获得朝鲜要求改善朝日关系的绝密信息后，便秘密与朝方磋商，成功地使小泉首相实现了朝鲜之行，并签订了《日朝共同宣言》，使5名被绑架的日本人回国。然而，由于田中秘密接触朝鲜的举动只有首相和几名外务省官员知晓，因此田中被日本国内某些政治家指责为“独断专行”，同时也受到国内右翼势力的恐怖威胁。2003年9月，田中的住宅被右翼分子安装了炸弹，最后由头戴钢盔、身穿防暴服的警察小心翼翼地将爆炸物取出并分解，从而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恐怖爆炸事件。

　　2002年，日本驻沈阳领事馆发生朝鲜人“闯馆”事件后，身为亚大局局长的田中被指责处置失当，并且被戴上“亲华帮”的帽子，遭到右翼势力的打压。当田中被要求出席自民党外交部会追究“闯馆”事件责任的会议时，他表现得非常坦然，甚至悠然自得地抽起烟来，招致议员们的愤恨。

　　2004年初，田中升任外务省审议官。当年，日朝关系因朝核问题陷入僵局，安倍晋三等人不断向田中“开炮”，指责田中过分亲朝，使田中的对朝外交主张一再受挫。

　　最近，日本国内传出田中即将“退休”的消息。但也有消息称，小泉出访朝鲜，在日本民众中获得了好评，使持续下跌的内阁支持率又重新上升。小泉对田中颇有感激之情，因此他指示外务省要“厚待”田中，并有意让田中出任日本驻中国大使。

　　资 料 何为“中国学派”

　　日本外务省内的“中国学派”是一批承担中国事务的职业外交官，他们大学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并接受汉语培训，随后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或外务省中国课等处从事对华外交工作。由于中日在1972年才实现邦交正常化，因此，日本外交领域内真正的“中国学派”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交之际。近20年来，外务省的中国课课长、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驻华大使人选，很多都是“中国学派”出身，譬如谷野作太郎(前驻华大使)、槙田邦彦(前亚洲大洋洲局局长)等人。

　　观 点 “中国学派”后继有人

　　当前，中日关系正处在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日本对华友好势力的衰退便是其中之一。

　　目前，一些对发展中日友好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如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原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等人都被边缘化；而外务省内一批多年来从事对华外交的资深外交官也被扣上“亲中派”的帽子，遭到打压或被调离职位，如前亚大局长槙田邦彦被派驻新加坡大使，前中国课长宫本雄二被任命为驻缅甸大使。

　　现留在外务省工作的，在巨大的压力下或保持沉默，或顺风行事。最近外务省一名“中国学派”资深官员表示，作为外交家，现在正是劝阻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但没人愿意这样做。他们深知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会带来麻烦，但他们仍然选择低调。外务省“中国学派”官员已大权旁落。

　　“中国学派”势力的衰落也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日本政坛有重要影响的很多“知中派”政治家，由于年事已高已退出政坛的“中心舞台”；另一方面，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一直对中国怀有戒心的新生代“年轻议员族”势力的扩张，从客观上压制了“中国学派”的势力。

　　中日关系的改善虽然需要时日，但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不会任由事态恶化。事实上，目前已有许多政治家发表谈话，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恶化日中关系。而主张中日友好的政治家也后继有人。近期，日本民主党年轻议员纷纷访华，寻求改善日中关系的途径。据报道，加藤紘一近期将率年轻政治家访问中国，就两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对话，以缓和紧张关系。《世界新闻报》特约评论员 孔寒冰

　　任何领导人在国际交往中都应淡化自己的宗教或文化背景，尤其是不能因此伤害他国感情。可是，小泉却不在乎这个规则。说到底，小泉代表了日本右倾化的主流意识。

　　参拜靖国神社成了日本对华关系中的一出戏。红脸、花脸、白脸悉数登场。

　　小泉无疑是唱红脸的主角，不管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多么恼怒，也不顾国内如何反对，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唱白脸的只有少数人；更多的日本人扮演着花脸角色，如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前首相以及其他政要，还有原本很保守的日本遗族会成员。他们都要求小泉谨慎从事，在参拜问题上要考虑周边国家的情感。

　　但是，对曾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来说，却不愿做这出戏的“看客”。小泉的所作所为无异于往它们的旧伤口上撒盐，自然是忍无可忍了。

　　不过，所有这些都属于给外行看的“热闹”，真正的“门道”在后边。

　　关于靖国神社，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歌颂侵略的地方。它建立于1869年，时称东京招魂社，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前的1879年被更名为靖国神社。里面最早供奉的是在倒幕战争和平定内乱的西南战争中死去的士兵以及维新志士。日本人的本意是安抚为国尽忠的军人的亡魂，其根源是入土为安的文化传统和忠君忠国的理念。后来，随着日本的侵略扩张，更多在侵略战争中丧命的日本军人也被供奉其中，其中包括东条英机等战犯，而招致世人愤怒的主要是这点。

　　但是，这并不是参拜靖国神社遭唾骂的全部原因。要说美化侵略，恐怕西方国家这样的行为也不鲜见。美国的博物馆和电影界长期对屠杀驱赶印第安人的行为进行美化；巴黎军事博物馆里堂而皇之地展览着历次侵略战争中所获得的战利品。小泉等人去参拜靖国神社，与其说是对几个战犯表示“敬仰”，还不如说是去追忆日本靠侵略使国运昌盛的时代，重温曾有的强国之梦，并借此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支持率。

　　更让中国人愤慨的是，小泉公然以政府首脑身份去参拜。靖国神社是一国意识形态的体现，而在当今世界上，各国所接受的普遍共识就是：任何领导人都应该在国际交往中淡化自己的宗教或文化背景，尤其是不能因此伤害他国感情。可是，小泉却不明白这个规则，也根本不在乎这个规则。

　　小泉说了，靖国神社里的恶鬼就算是罪恶太大，从日本人的文化出发也该让他们入土为安。可是，他忘了，日本首相三番五次地公开去参拜，神社的一些亡魂是“安”了，但曾深受某些“牌位”之害的周边国家却不安了，心痛了。小泉指望通过张扬“强硬”的个性来提升国内支持率以及日本的国际地位，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正是为什么连原本保守的日本遗族会也都劝他谨慎行事的原因。

　　但是，也不要过高地估计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国内出现的种种分歧。说到底，小泉还是代表了日本的主流意识，即右倾化，只不过他做得太张扬了。

　　(《世界新闻报》特约撰稿人 余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