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碍中国成为一流的大国，世界最发达的一个大国，障碍在哪里？我想有三个障碍：

　　一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清代为什么会一再出错呢？它不好好去学习西方，学点皮毛。它那个指导思想就是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中国的道德文化是世界最好的，这个不能动。那我们只要学西方的科学技术，整个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什么都不用变。结果呢，完了，不能兴盛。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都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步的。但是日本，它在制度方面学西方，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学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从小学开始到大学全套搬过来，请外国教师，建立西方式的教育，一下子培养一大批人。中国不行，中国一直拖延到1905年才废除科举，捧着那几本《四书》《五经》在那里拼命念。我不知道现在这些人，要提倡读经有没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那个《四书》《五经》将中国害惨了。那种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动不动就说要跟外国对抗，不要学习外国的人，其实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要么就是无知、是愚蠢，要么就是别有用心。这是第一个危险。

　　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呢？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什么东西？抽象地讲劳苦大众或平民的利益，空想的利益，常常是利用平民的偏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俄鼓吹无产阶级应该掌握一切，工农兵应该掌握政权，一切应该公有。这些思想影响到中国，包括蔡元培在内都高呼劳工神圣。

　　应该关心工农，但是很多所谓关心工农，其实是民粹主义的想法。一些人提出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平均的社会，很多人都愿意接受。这个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按照经济发展来看，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道路。我们要敢于面对现实，一方面要维护低层劳动者的基本福利；另外一方面，要扎扎实实按照市场的法则来发展经济，将农业也变为产业，也变为商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根本摆脱贫困。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先生，他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很值得注意。他说，不要再在资本家和劳动者剥削与被剥削对立关系上去考虑问题，其实人人都有资本，有掌握资金的资本家，也有人力资本家。每个成年人都是人力资本家。你这个人力，究竟值多少钱，要通过市场来检验。提出这个概念，我认为是很值得注意。它鼓励中国人应该提高自己的素质，敢于在自由的市场经济里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人都能够表现自己才能，整个经济才有活力，国家才能够发展起来。

　　第三个危险是极端思潮。要反对极端。现在我们所有历史书一讲起辛亥革命前的历史，就有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里面所说的内容，都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正确的，批判了以梁启超他们为代表的改良派的错误观点。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正确的是那些改良派。比如革命派提出来应该实行土地国有，行吗？有人试过，苏联试过，土地国有，搞集体化，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八百万苏联农民饿死。中国比苏联更彻底，搞人民公社。好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下来，多少人饿死呢？各种估计从2000多万到4000、5000万，这个就很极端了。你说是谁正确？新文化运动讲得很清楚，中国应该保障公民的自由，实行民主、宪政，提倡理性。但是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就不赞成这一套。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是它的两个口号。但军阀打倒了，中国还是没有自由。得到的是什么呢？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教育方面是党化教育，搞得一塌糊涂。

　　那么一些极端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再重复了。光靠革命暴力的手段不解决问题，正确的道路是将目光紧紧盯住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将制度的建设，制度的改造放在首位；而且这个目标是逐步实现的。不能指望一下子就能够达到这些目标，但是，一步一步走过来，就能实现这个目标。年轻人要学会理性地看问题，不要走极端，这个是我的忠告。（007884）

来源：军事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