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搜狐嘉宾聊天室。

　　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傅剑锋，还有阿星的朋友卫先生。

　　卫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关注这个群体 唤醒我们的社会

　　卫：我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关注阿星的命运，再有关注新生代民工这个群体的命运，我现在也是积极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

　　主持人：您也提到新生代民工的事情，我想问一下您对这个事情了解的多吗？

　　卫：因为现在我对珠三角的用工状况相对来讲比较了解，我有朋友在那边也是办工厂，我经常去那边，那边的用工环境等等方面，是比较了解的。关于现在新生代民工的问题，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何磊还有傅剑锋，阿星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了解的比较多，现在关注这个群体也是从认识阿星才开始的。

　　主持人：在这方面您是想帮助他这样一个个体，是想通过帮助他这样的个体来体现您的爱心，影响一个群体呢？

　　卫：当初我的想法比较狭义的，因为当初我觉得阿星在傅剑锋的报道里，阿星的好多话让我记忆挺深刻的，现在都不能忘记，比如他说有一天工厂辞退了我，我也没有工作，我可能就会去从事砍手党一样的行为等等，我觉得这段话让我现在回想起来，脑子里面特别难受，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想帮助阿星，我觉得作为一个个体来讲想去帮助他，作为阿星这个事件出来以后，从广义上，我这种心态或者我这种思想，我认为是有一个高度了，我即使帮助了阿星，我仅仅帮助他一个人，我如果给他找一个好的工作，那也是他得到暂时的幸福，但是这个群体，现在通过阿星这个事件爆发出来，作为阿星事件本身很有意义，但是建立在牺牲他自己的基础上，他为什么跟记者说，他想自首，后来他想自首是想通过这件事教育他的老乡或者跟他有同样命运的民工，我现在的想法是接受你们的采访，也是和我当初帮助阿星的初衷有很大的区别，现在已经有一定的高度，我现在也开始关注新生代民工也好或者特殊的群体也罢，现在有这种想法。

　　通过我的言行，影响我身边的人，或者通过对阿星这个事件的关注，来唤起整个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关注，是非常有意义的。

　　主持人：现在这个群体也是很大的群体，但是它涉及到的东西也是很多的，比如说社保方面，还有其他的方方面面，并且如果国家做的好的话，还会使这样一个群体的下一代得到很好的与城里人的相距缩小。这个事情也只是从他的个案爆发出来了，我们现在想看到的或者想谈的还是这个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上升一个层次，谈谈新生代民工他的城市梦想。今天我们主要想跟您了解一下，您在这一阶段通过对他的帮助，从最初的有关于他在砍手党这篇文章里的报道以及到最近他的一怒杀人，整个过程当中他一个阶段在您那里倾注了很大的希望。

　　卫：通过这件事情，我是怎样考虑的，那天傅剑锋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在阿星出事那天，傅剑锋跟我说那件事情，说阿星真的杀人，当时我听了这个消息，我非常震惊，但似乎我觉得在情理之中，因为跟阿星接触中，我感觉他多多少少沾染了一些不好的社会风气，傅剑锋在报道里提到有一个阿前，因为我和这个小伙子联系的相对比阿星要联系多一点，我怎么认识阿前的，当时我找阿前费了很大的劲，我通过阿前联系到的，我找阿星很费了一段的周折。在这个问题上，因为阿星在他的身上沾染了一点不好的习性，阿前说如果我要去做工的话，我可以很敬业地去做，或者老板对我有点苛刻的话都可以忍耐，他觉得阿星不会这样去做的。一个是人的性格，或者他长期处在那种环境里成长积累一些不好的东西。我记得我跟何磊说，形容阿星爱恨交加，因为他从小做饭也好，经常得到砍手党的帮助，他和砍手党已经形成了不是很默契，我觉得从中他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从一方面来说离不开砍手党，因为砍手党给他提供了很多无形的帮助，作为老乡来说关心他，同情他，但是同时他拒绝砍手党，因为在他的内心有一个很明显的是非观念。

　　主持人：还是有善的一面。

　　卫：对，我认为阿星自己来讲，他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排斥砍手党的同时又离不开的砍手党，我当时用了爱恨交加，又爱又恨，就像吸毒一样。这么几年，不管做饭也好，我认为阿星和砍手党接触，已经有很大的惰性，不好听的话就是好吃懒做，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说我去选择做工什么的，又苦又累的工作，换取微薄的收入，他在老乡里面有一个不好的意识，就觉得即使吃好穿好，能体现他们的价值，但是他们不去问这个钱从哪里来或者通过什么方式得来的。我记得很深刻有一次我和阿星谈话，阿星就说，如果我选择打工的话，每个月又苦又累不说，每个月才挣几百块钱，这样老乡会看不起的，因为老乡他们有时候抢一个人，会有一千上万的，而且每天的消费有时会达到一两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办法和别人相比，因为别人的生活比你优越，穿的好，吃的好，跟人经常去歌厅，而你经常在工厂里，厂房里进行辛勤的劳作。

　　主持人：这样是不是使他产生一种自卑心理？

　　卫：是这样的，这两天一直在关注这个事，阿星去见何磊的时候，从内心有一种强烈的自卑，作为贫困这个群体，如果自尊心过于强烈的，自卑很自然就形成了，他在自卑和自尊之间一直在徘徊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卑，他穿的好也赖，坏也赖，都是自卑的表现，他也想同城里的少男少女一样，从内心特别迫切希望和城里的孩子一模一样，穿的好，吃的好，事实上从他内心知道根本达不到和城里的孩子相同的条件，我认为在掩饰，通过外表的服饰掩饰内心的自卑，这个让我心里特别难过。同样是孩子，有的孩子生活的很幸福，有的孩子却日夜地去劳作。

　　主持人：像他们从小15岁跟随着父母走到了城市去打工，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去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并且他们已经在内心当中融入了这个社会，但是总是在心里上还是有一个阴影，他们认为这个社会，这个城市里面的社会还不属于他们，他们还不属于这里，但是他们内心却强烈想融入这个社会。

　　卫：从内心来讲，他们想融入这个社会，事实上还没有融入，因为阿星自首的时候，他说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来到深圳市里面，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深圳市外一些镇里面去工作。他说第一次来到市里面，而且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从这点来讲，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虽然是想积极地去融入这个城市，事实上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融入，就像他从来没有进入市区，他一直在城市的边缘徘徊，现实和假设都是一样的，都是相同的，这个城市从来没有真正容纳过他，就像他从来没有进过市区一样，他始终在徘徊，徘徊在城市的周边。他是一个新生代的民工，城市没有接纳他，而他又在乡村，他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游离，他天天劳作，所有的爱与恨都产生这个地方，也就是现在阿星思想变得好与坏等等，都是在这个地方发展的。现在叫新生代民工，我觉得新生代民工出来以后，有两种也是新老民工，两个思想的碰撞，就像阿星的父母和阿星他们是两代民工，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感情是有区别的，因为阿星已经适应了现在城市的生活，很难再回到农村了，作为他们老一代民工来讲，他们很清楚，因为他们思想很坦然，他们觉得这个城市肯定不属于我们，我们来这里只是打工，只是为了做工，只是为了养活家庭，新生代民工，阿星他们也像老一辈民工一样，觉得这个城市不属于我们，但是他们没有像老一辈民工那样自愿去放弃这个城市的向往，而且这个城市的向往是特别迫切的，要求进入城市，这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结果，老一代的民工兢兢业业的，对城市的梦想包括对未来的梦想都融入这个行动中。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与您的连线就到这里，希望您也继续关注这件事情，让我们一起关注下去。我们马上会连线傅剑锋，再见。

　　我们现在来连线傅剑锋。现在我们来谈一下阿星这件事情。阿星曾经说过您是他最信任的城里人，唯一最信任的城里人，并且他在出事之后的联系的第一个人也就是您？

　　傅剑锋：对，他第一个告诉我。

　　主持人：他曾经说过，不管判死刑还是无期，我都认了，把这个事情报出去，我才有点价值，为什么说把这件事情报道出去？

　　傅剑锋：第一个他为什么说我是他最信任的人，我跟阿星的交流他说他想找工作，我觉得应该能帮就帮一下，我觉得他是挣扎在犯罪与不犯罪的边缘的一个人，这样的人，我没有把自己当做记者看，是做普通的人，应该帮助他。这个交流过程大家比较信任，我做的只不过是平常的事，他把我当做最信任的人，就是其他的城里人根本没有平等地对他，所以他才会说这样的话，有这样的感觉。这个话更多的是值得反思。

　　这个东西是可以来考虑他心里上的原因，他希望把这个事情报道出去，首先他对他自己是绝望了，但是他确实很失望，这样报道之后能够感动那些还在拿着刀砍着还有将要拿刀砍的人，希望他们不要再走这样的路，他也跟我说，你一定转告我弟弟，不要让他走我的路，他弟弟因为他的事也牵连进去了。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媒体，不管是网络还是电视的，还是纸媒的，我们对打工者，对社会低层真正去内心关注的报道非常少，他们是弱势群体，他们的话语权是非常少的，这个时候他有了这么一个机会，他希望社会去倾听，这些人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是什么，他们对城里的失望，通过媒体的关注能够对这样的群体，社会能够做一些什么东西，能够改变一些东西。

　　主持人：也就是说他是想通过自己的实例，来警告他的同乡。

　　傅剑锋：也不是警告，我觉得他没有那个意思，你用这个警告这个词不太妥当，他想说这个东西是很悲惨的，他没有警告的味道。

　　主持人：让那些还游离在边缘的人们远离犯罪对吗？

　　傅剑锋：是的。

　　新生代民工的城市梦想

　　主持人：现在大家都在谈新生代民工的问题，而且您在《南方周末》做了新生代民工的城市梦想，您对新生代民工的看法是什么样？

　　傅剑锋：我觉得您的问题问的太大了，具体可以分析一些东西，这些民工像您刚才所说到的，他们心理层面跟他们上一辈发生变化了，这个变化后面更重要的原因是物质的接触点，他们在城乡隔绝之下，来到城市打工的，能淘金的，他们能淘一点就淘一点，相对来讲比较满意，能够忍受社会并不公正合理的局面，但是新生代的民工，他们怎么样，他们很小跟着父母来到城市打工，思想、观念很多接受城市的消费方式，城市的生活观念，他们已经接受下来，他们头脑已经开始城市化了，但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外形没有城市化，这个时候他们希望城市化，通过打工来找到自身的出路，这个是一个物质上的基本的变化，他们已经寻找出路，钱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他们寻找出路，对于城市隔绝，对新生代民工遭受不公平，不公正，他们是很敏感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好多方面跟父辈不一样，像阿星他就说自己做生意，能够开家店，能够活的像城里人一样，不是一年到头都是纸袋，每天干十来个小时的工作，他觉得这种生活太绝望了，所以打工这个群体里新生代民工里，他们的观念有很多的变化了。另外他们的行为模式上，因为心里的支撑，物质的支撑，他们行为模式也发生变化了，他们特别敏感，因为他们还在着手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这个时候他们的叛逆心里一般来说更强一些，当老板做出不合理的，不公正行为的时候，过渡压榨的时候，老一辈的民工好像能面对这种事，与中国农民传统的性格，但是新生代的民工忍受不了，他就反抗，这种冲突就会很激烈，所以这种压抑长了之后，就会爆发出来，这个事情在阿星身上得到非常具体的体现。

　　新生代民工的呼声

　　主持人：您的文章也提到新生代打工者发出这样的喊声不回农村。

　　傅剑锋：我接触到好多民工，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我采访的时候，是一个民工说的。但是一年到头呆在农村会疯掉的，觉得那样的生活太单调了，城市里的生活才是他们追求的。我们的政策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人会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主力军，如果能够通过工资上的保障，让这些人在城市固定下来，不是让他们成为贫民窟里的贫民，如果让他们的子女受到公平的教育，这些子女以后成为城市发展主要的人才库，成为中产阶级的预备军，这不是空穴来风，好多国家国情跟我们相似，比如韩国，60、70年代的时候，原来是日本殖民地，日本战败的时候他才独立，那个时候也是农业大国，那个时候慢慢农村的人口进来，到工厂里面去做工，那个时候欧美产业经济转型，把他们淘汰的东西转移到东亚之类的地方，韩国工业发展起来了，这些人因为他们得到相对好的劳动上的保障，他们有钱让孩子去读书，然后这些人慢慢读书，好多人去读了大学，好多农民的子女，特别到80年代的时候，韩国形成了非常稳固，非常庞大的中产阶层，所以韩国遭受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抗风险能力非常强，经过一两年努力，整个社会经济恢复起来了。中国有这么庞大的农民工，从表现来看现在成为很大的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如果我们的政府，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善待他们，把这股庞大的力量成为这个社会发展的主力军的话，会对中国面对第二次经济发展的黄金期，第一次经济发展黄金期，改革开放20年由农民工推动的，第二次能够把农民工的问题通过教育，提高工资解决的话，又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黄金期。毛泽东讲的中国最重要的是解决农民问题，这句话现在来讲也是适用。

　　如何解决新生代民工带来的新问题？

　　主持人：这个问题涉及到新生代民工的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

　　傅剑锋：我觉得很大涉及到制度安排的格局，把城乡二元格局打通，让农民的子女接受公平的教育，然后公平的教育以后，就像阿星或者类似阿星的人，如果有社保的话，能够给他们救济金的话，很多人不会抢的，抢是冒着生命危险，毕竟与他们日常所接受的道德观念所违背的，为什么他们这样去做，就是制度安排没有提供良好的保障，政府从和谐角度来说，应该是越来越关注。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阿星这个问题追究下去就是安排的问题，应该更好地改善公共机构。

　　主持人：据您所知，我国在哪些地方，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呢？

　　傅剑锋：具体做的比较好，像厦门，厦门有些工业区，民工的工业学校，让民工的子女和一般的城里孩子一样，用比较公平的教育费用去读书，甚至还低一点。第二给农民工建廉租房，农民工可以安定在那里生活。如果有安居乐业的生活，谁还愿意犯罪呢。

　　主持人：国家几十年前农业养工业，到如今一直在喊着用工业去反补农业，新一代的人他们大量涌入这个城市，并且在他们眼前，有一些人带着孩子一起出来，很多人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出来，无形中这个保障制度建立不好的话，很容易他的孩子就会辍学。我想建立这样一个制度，是不是很难？

　　傅剑锋：我觉得也不难，特别像深圳、广州，每年那么高的财政，财政收入一百多个亿，真正的教育，外地来的交很高的赞助费，不要说农民工，就说好多白领，他们给孩子上学都上不起，这样的话只能造成更大的打击，这个差距不仅在我们这代形成了，而且在下一代，这样不好了，像深圳每年有一百个亿财政收入，对教育方面，多造几个公益学校不行吗，深圳有很大的加工基地，不能多造一些廉租房吗，每年拿出5个亿，10个亿，完全能够做到，完全是执政理念怎么变化，怎么样执行中央倡导的和谐发展的政策，重要的是理念的转变，当时建国初期的时候国家一穷二白的时候，都能够做到让那些农民有医疗上的保障，让农民的孩子能够免费上大学，像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读书，还有补贴可以发，那个时候钱那么说都可以做到，现在我们这么多钱为什么不能做到，完全可以做到，完全是执政理念上把这个事情看得重不重。

　　主持人：像阿星这样的人已经有很多，他们在内心当中，在头脑中打下很深的烙印，他们试图在把自己融入到这个社会。他们脑子里是想把自己融入到社会，但是总是在心里上还是有一定的阴影。他有一句话说看这个城市就像一座高楼，高的让他望也望不到楼顶，帽子都已经掉了，还看不到楼顶。就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一个简简单单的，也不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吗？

　　傅剑锋：这是多方面的问题，第一他被日积月累的，这种不平等，像阿星所说的，他觉得城里人就是高楼，连帽子掉下来都看不见的高楼。第二他们的价值期待长期受挫，像阿星他跟我聊的时候，想去做生意，但是父亲不同意，心中老一代受到冲突，老一代的民工过乡村模式的生活，有了钱，从城里赚了钱，回老家盖了房子，娶妻子，生孩子，但是新生代的民工想在城里生活，长期的压抑，他看不到前途，老去做工，一天做12个小时，每天让你做，一年到头休息几天，这样的生活他忍受了五年，一个人在那个年龄的时候，正在上大学，正在初恋，过青春的时光，他在工厂里每天打工，I对于生活的迷盲，焦虑，不安全感，挤压在心里。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还有老板把钱扣下来，他去找工作，又没有钱，像他从周围的人里面了解到，他是很老实的人，老板让你做什么就让你做什么，但是到了关键时候，兔子急了还咬人。还有当时的时候，想让我找工作，我也帮过他好多次，后来的工作没有敲定，他本来对这个东西有期待的，后面期待感没有了，一系列的原因最后综合起来，在关键点的时候爆发了。

　　主持人：他对自己的期望很高。

　　傅剑锋：我觉得不是期望很高，他想摆脱那种生活，但是实际上没法做到，外部的环境没法让他做到，这不是高的期望，他说一天工作八个小时，然后一周能够休息一天，一个月给五百块钱的工资，我已经很满足了，但是这样的生活做不到。

　　主持人：由于时间原因，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