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一孔

　　喜忧参半之间，看完了又一则领导干部道歉的消息。

　　因为高考成绩排名居于末位，党委上电视向老百姓发出道歉的公告——山西榆社县委召开常委会时，所有的常委对这项决定投了赞成票。

　　与普通人一样，我丝毫不敢怀疑公告本身的权威性，也不敢妄言公告所涵盖的内容有何不妥。毕竟，公告是一级地方党委对群众发出的声音，更何况，它还带有“一致通过”的光环。但是，同样与普通人一样，在逐渐习惯于官员道歉之后，开始觉得心底最初的宽容态度有了一些变化。正是这种微妙变化驱使着很多人近乎焦急、但理性地等待着下一只鞋子：谁还会认为道歉就是起点呢？

　　对于官员道歉，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纠错的方式，我们还可以看作是一种责任意识的体现。我们更可视其为公正、公平、公开的代言词。因为道歉的背后是慎重、真实和有效。说白了，当官员真正道歉时，他就是在体恤民意、安抚民心。这些都是我们最初见识官员道歉时的溢美之辞。当然，道歉者身份的特殊同时催生出来的，还有我们的心怀感动——

　　2004年2月15日，吉林中百商厦大火，53人死亡、70人受伤。时任吉林省长的洪虎发出《致各市（州）长的公开信》，信中说：“我作为省长，作为全省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深感内疚和自责，对不起全省人民和死伤的群众。”

　　2004年4月13日，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和省长张中伟一起为因沱江污染上百万人无水可饮而道歉和检讨。

　　2005年1月25日，北京市长王岐山就居民生活中出现供暖危机向市民公开道歉，表示“政府不会再犯重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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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些还不太远的事件，让我们熟悉了官员道歉，也明白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官员道歉，何时需要官员道歉。但是，当道歉被越来越多的为政者信手拈来、盲目泛化时，我们的感动并没有越来越多，反而多了些忧虑。譬如，这一次因高考而出现的“县委公告”。

　　当高考的成败对于个人来说，已经告别“华山一条道”时，履新的县委书记却视高考滑坡带来的舆论是社会危机。高考滑坡竟变成了危机，这番话让县委的道歉公告显得有些急功近利。在我们熟悉了、学会了理性看待和分析“官员道歉”时，其中的急功近利也让我们不得不猜测道歉出笼的初衷，以及问题的解决之道。最初的感动，就在猜测和分析中渐渐褪去。

　　见过了太多的流于形式、敷衍了事，经历了太多的空头文件、形象工程，现在，太多的官员道歉涌在眼前，让众多的平民百姓无法共鸣，因为很多人不知其为何而“歉”。就像此次高考道歉，县委书记说，高考滑坡只是导火索，要抓住契机展开教育改革。

　　没有人会反对教育改革，但类似的改革之前，一级党委先发出的公告道歉，已经改变了道歉的本义。这种改变了本义的道歉，无人喝彩。

　　作者为本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