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还特意向参加会议的北京大学副校长沈克琦询问了黄昆的近况。当了解到黄昆还在“北大200号”消磨岁月时，邓小平欠起身子，伸出右手做了一个强调的手势：“我现在还认为黄昆应该当半导体所所长。”稍加停顿，邓小平把视线扫向全场说：“他批了我，是我害了他。我那时还批我自己呢！”

　　这番话让与会的科学家心中涌起一阵热流，他们用目光交换着同样的感受。坐在前面的学部委员黄秉维悄悄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拭着眼角。

　　当代中国科技史注定要把黄昆的这段传奇经历记录在案。

　　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两年，黄昆跟政治沾了边，也跟邓小平沾了边，成了一个新闻人物。

　　1974年，邓小平重新工作。

　　1975年，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邀请黄昆做学术报告，他的新颖见解和精彩论点给半导体所及广大科研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邓小平正是通过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的邓楠，了解到了关于黄昆的一些情况。

　　黄昆的学生、曾多年在黄昆身边学习、工作的朱邦芬，在谈到黄昆的坎坷遭遇时说，黄昆作为北大物理系副主任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自从年轻时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后，就一直十分虔诚地信仰共产主义。回国以后，他一贯响应党的号召。平心而论，以当时人们单纯的思想和政治水平，哪里能分辨得出谁是政治骗子，什么是极左的做法和理论呢。身在北京大学这个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六厂二校”的典型单位之一和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他不可能逃脱被冲击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黄昆就“靠边站”，并接受劳动改造。

　　1968年夏，黄昆毫无根据地被怀疑加入过国民党，在一段时期内被隔离审查。

　　在生活上，黄昆也和大多数知名科学家一样，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的工资被扣，在北大中关园二公寓的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也被安排搬进另一户人家。这样，黄昆夫妇加上两个已是大小伙子的孩子，只能挤在一间卧室中。

　　1968年，北大、清华一大批教师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劳动，许多人因此患上了血吸虫病。黄昆还算幸运，被安排在位于北京郊区昌平县的“北大200号”参加“斗、批、改”运动。他每个星期回一次家，上百里的路，全靠骑自行车来回奔波。北京的冬天经常刮强劲的西北风，刮风骑不动车，黄昆就只能推着车，一步一步地顶着风往前走。

　　“北大200号”主要搞半导体生产，要求教员到生产一线带学生。在“北大200号”，黄昆焊过塑料通风管，也做过晶体管集成电路。

　　1970年以后，北京大学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学校安排黄昆和韩汝琦给这些工农兵学员讲授半导体物理课。面对这批学生普遍缺乏数学和物理基础知识的现状以及这些学生将来大部分将会从事半导体技术工作的现实，他打破了传统的系统讲授的方法，总结概括出从事技术工作所必要的物理概念，避开详细的数学推导和深奥的物理背景，采用模拟的办法，定性地给出必要的结论，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虽然黄昆边干边学，干得不错，但是“北大200号”的主要任务毕竟是生产半导体器件，而黄昆的特长是研究与讲授半导体物理学和固体物理学，因此，“北大200号”的工作和他的专业很不对口。当时，北大、清华两所大学被“四人帮”的党羽迟群和谢静宜把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迟迟得不到落实。

　　1975年9月，在一次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著名的“汇报提纲”）会议上，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指出：“有位老科学家，搞半导体的，北京大学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科学院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个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邓小平说的老科学家就是黄昆。

　　邓小平说这番话没过几天，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四人帮”发动了“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关于黄昆的讲话曾经深深打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在“批邓”时，自然成了批判的靶子。

　　北京大学军宣队和工宣队要求黄昆写批判文章。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黄昆心里有一杆秤，谁好谁坏他掂得出来，所以写的材料完全不符合“要求”。

　　当时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组，捉刀代笔，以黄昆的名义重新编造，在《红旗》杂志上刊登了署名黄昆的批判文章。文章堆砌了颠倒黑白的攻击和强词夺理，说“邓小平想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是不能得逞的”云云。

　　黄昆一直对此感到愧疚。他总是觉得，既然署了自己的名，应当由自己来承担这篇文章的主要责任，并把它当作自己一辈子都要记取的教训。不过，日后始知，生来达观的邓小平并没有把账算在他头上。

　　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开始了他“三落三起”的传奇历程中“第三次大起”。邓小平没有忘记他在1975年提出整顿中国科学院时说的那番话，作为一位曾经大落大起，在艰难的岁月中仍苦苦思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政治家，他当然清楚，《红旗》杂志上那篇署名黄昆的批判文章并不代表黄昆本人的真实态度。

　　与两年前的秋天不同，道路已经开通，坚冰已经打破，邓小平这次讲话后，一路绿灯，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雷厉风行，立即执行。

　　几天后，中国科学院调黄昆去半导体研究所工作的调令就下来了。年近花甲的黄昆在离开理论物理的研究岗位多年后，收拾行囊准备到位于美术馆后街大取灯胡同9号的半导体研究所（原北平研究院物理所旧址）上班了。

　　黄昆由此成为“文化大革命”后走上科研院所领导岗位的那批科学家之一。

　　其实，对于当半导体所所长，黄昆也很矛盾。他觉得，当时国家给半导体所的主要任务是半导体新材料的生产和器件的研制，而自己在这方面是门外汉。此外，他也从来没有领导一个单位的经验，生怕自己不称职。但他又认识到，任命自己当所长是邓小平拍的板，自己只有竭尽全力去做好工作。

　　在矛盾中过了一年后，他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不能适应所长的领导岗位。几天后，方毅就向黄昆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要他当所长就是要他进所直接到实验室去。”

　　责无旁贷，黄昆认识到，只有放下包袱，尽自己能力做好研究所的业务工作。

　　在黄昆主持下，半导体所的科研方向的调整、科研队伍的重新组合、基础研究工作的恢复等都很快取得了成效。被冲散了的基础研究队伍重新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物理研究室和理化分析实验室。在黄昆亲自领导下，物理研究室很快成为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空气活跃的研究群体，半导体所的研究人员也懂得了如何从物理上深入思考问题，做出有创造性的研究工作。

　　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张立纲曾这样评价半导体所：这次回来看，别的不谈，在量子阱物理领域中，国内有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尤其是半导体所，在这方面物理班子又颇具有规模，我想不亚于其他任何一处。

　　2002年春节后不久，黄昆院士荣获第二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事实证明，邓小平为半导体研究所推荐了一位最称职的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