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昆

受到江主席的表彰

　　会客厅：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新闻会客厅》。7月6号又有一位大师离开了我们，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黄昆先生，黄昆是我国固体物理学、半导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中科院院士，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得主，他的著作至今仍然摆在很多物理学家的书桌上，被誉为是物理学的圣经。今天我们的两位客人，一位是黄昆先生曾经的学生和助手，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教授，一位是中科院半导体物理研究所原所长郑厚植教授。二位和黄昆相处多年，他一个什么样的人？

　　朱邦芬：我觉得他是一个真人，非常求真务实，非常低调，追求实效的这么一个科学家。他这一辈子工作做的，有影响得工作做的很多，但是他的论文并不多，他的论文总共也就70篇。

　　会客厅：有影响的工作做得多，论文并不多说明什么？

　　朱邦芬：他觉得意思不大的论文他根本不发表，我想我曾经当时给他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时候，我整理过他的一些材料，我发现他50多年以前写的论文，50多年以前一共写了一本书，就是晶格动力学理论，人民写了16篇论文，这些著作现在还是在世界上非常有影响的，他那本书现在每年都引用了200多次，而且是出版50多年以后还在印刷，还在重版。他是非常讲求实效，追求质量的这么一个人，不是喜欢很夸张，很华丽的这么一种科学家。我是觉得正像刚才朱教授讲的，我觉得他是求真务实，非常谦虚，黄昆先生从来没有通过媒体去宣传他所取得的这些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工作，因为他从来认为，一个科学技术的成果是应该由学术界来评论的，

　　会客厅：2002年年初他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很多媒体去采访他，他不喜欢接受采访。

　　郑厚植：我认为主要是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家，所以他不希望就是在媒体里面，通过媒体好像来宣扬他自己的科研成果跟什么，他即使在取得了大奖以后，在介绍他的科技成果的时候，我记得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比如说国际什么领先，国际什么世界第一什么。

　　朱邦芬：他喜欢每天一来先把他昨天想到的一些问题他先表达一下，他觉得他这么表达一番，他把他整个思路再理一遍，然后从中有时会发现讲的时候会发现其中哪些地方可能会有些漏洞，我这个人比较会挑剌，所以他进的时候我经常就说你这个地方有个漏洞，他有时候接受，有时不接受，我们就辩论起来。辩论到后来，我想大部分都是他对的，但是有时候少数时候是我对的。但有时候我们可能今天把昨天否定掉了，然后到明天又把今天否定掉了，经常这样。

　　会客厅：通常学生对老师都是以尊敬是出发点，大概不会像您说的没大没小地去跟他争论。

　　朱邦芬：是，他曾经说，因为他当时在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他说我们两个人是桃谷六仙，桃谷六仙不是他们那六个人，我觉得黄先生确实是非常平等，而且是很幽默的这么一个科学家。

　　会客厅：当你们为了一个问题争论的最激烈到什么程度呢？

　　朱邦芬：他觉得他有理我觉得我有理，那大家就说理。

　　会客厅：我看到有一位今天已经是院士的物理学家，他就说至今他想起黄先生心里还会有点怕，你们有怕的感觉吗？

　　朱邦芬：黄先生他这个人是这样的，你跟他不是太熟的话，确实觉得他有股威严，是有点怕他，很多不太熟的人是比较怕他，然后真的你跟他一起做工作，一起讨论问题，我觉得是一点不怕。

　　郑厚植：比如说到黄先生家里去作客，不光是你们媒体，我们晚辈有的时候比如说逢年过节也是希望去看望一下老先生，但是在他身体比较好的时候，确实可能你有话来就把话讲完了以后他就要送客了。可能对我们两个有的时候比较特殊一点，实际上跟黄先生接触多了以后，他还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会客厅：通常我们讲一个人获得骄人的成绩，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天分的原因、刻苦的原因、机遇的原因，就你们对黄昆先生理解，这些成分都占到怎么样的比重？

　　朱邦芬：我想天分三分之一，机遇三分之一，努力三分之一。

　　郑厚植：他说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并不是说知识学得越多越好，学得越深越好，他说关键还是在于你驾驭知识的这样一个本事，这一点我觉得表现出他还是有非常高的天资。

　　会客厅：黄先生讲他不是特别喜欢去翻阅文献，他说让他创造一个东西比让他接受别人的意见要容易一些，这是一种自信，还是一种切实的治学方法？

　　朱邦芬：这是他的方法。我觉得他喜欢从第一原理出发，因为他研究个新问题，往往是他自己先想，即使包括像审一篇稿件，他也是先不看稿件，他先想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他自己想清楚然后再去看文献，再去看别人的东西，我曾经开玩笑，我说他的免疫系统特别强，外来的东西要侵入到他里面去不容易，首先他免疫系统要识别，觉得行了，然后才放行，否则的话他就一概排斥。

　　会客厅：黄先生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物理学教授，黄先生上课的魅力怎么样？

　　朱邦芬：我想他上课有几点，第一，他非常认真，他上一节课备课备十个小时，一个小时上课备课备十个小时。

　　会客厅：始终都是这样吗？

　　朱邦芬：这样，不管是第几遍上课，他上课的时候也是第一原理，备课也是第一原理，完全是从头自己推，把以前的推翻，他备课仔细到黑板上什么位置要写什么字，哪个字要擦掉，哪个字要保留，写字的速度要多少，他全部都演练过，所以他的讲课完全是一种艺术，就像演员演戏一样，梅兰芳演戏一样，演出以前要走一遍，他就细到这种程度。

　　会客厅：那他的彩排一般是在哪里进行？

　　朱邦芬：家里。他这个人做事非常认真，不管上课，包括他做报告他都要彩排，越是重要的报告他提前几个月就彩排，而且彩排很多遍，自己录音录下来，再来听，然后叫他的夫人李爱夫来听，有时候很重要还叫我们来听，提意见，所以他讲课做报告都是非常认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他掌握一个方法，假定听的人是一无所知，而且反应很慢，这是黄昆的话，但是前面讲假如听众一无所知，这是法拉利他演讲的一个经验，但后面而且反应很慢这是黄昆加上去的，我觉得这很有道理。他在讲的时候，一般他很少问问题，但是他是喜欢一人独白，一口气讲下来，按照他思路，讲的时候他始终看着下面听众的眼神，看看这些人到底是感到一种困惑的眼神，还是理解的眼神，

　　郑厚植：我亲自听了黄先生的一些讲课，我是更多的佩服，他能够把一个非常复杂的，特别是非常理论性很强的这样一些概念，他能够用一个大家听众能够很容易接受，用我们的行话来讲，他描绘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物理图象，所以他经常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是做物理的，我们不是在做数学，所以所有听过他的，不管是知识水平的层次是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大家都会感觉到就是说他的报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魅力吸引，不管什么样一个知识层次的听众，他都能感觉到，他的报告是非常精彩，能学到很多的东西。这是很不简单的。

　　会客厅：像平常跟黄先生不熟的人，觉得他说话很简短，有点不太善于和别人交流，在讲台上，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还是也很简短，还是说会口若悬河，完全神采飞扬、判若两人？

　　朱邦芬：我觉得他一上讲台完全进入角色，而且是沿着他的思路滔滔不绝。

　　郑厚植：而且可以讲是神采飞扬，这一点是所有听过黄先生报告的，都不会觉得黄先生报告可能有很多的理论感到很枯燥、乏味，而相反地就是说他向听众们展示了物理世界的美妙跟奥妙在什么地方。

　　朱邦芬：而且他讲课有一种幽默感，非常幽默，而且有时会举些例子，我觉得非常确切的一些例子。

　　会客厅：在讲物理学的时候怎么样去体现幽默感？

　　朱邦芬：讲台黑板前面有个稍微高一点20公分的木头的那种台子，一般大学上课都教师在这个台子上讲，他有一次讲讲，走到边上一不小心掉下来了，然后他开了句玩笑，他说我不是个电子，如果我是一个电子，我就可以通过Umklapp的过程到另外一端，因为固体物理有个不离安区，一边到另外一边是等价的，所以他用这么一个很幽默的例子，一下子又讲了固体物理知识，又马上把他自己这么掉下来，大家一下子对固体物理里面的不离安区两边的等价性有一个很深的影响。

　　会客厅：虽然我们不懂这些知识，但是能想得到在台下懂物理学知识的人听到他这么说是多么愉快的一种感觉。

　　朱邦芬：对，而且有一次上课，1959年的时候，他的头发突然掉了一片，所以他那天特别戴了个帽子，他一上来他先把帽子脱下来，他说我先让大家看一下我头发掉了，所以等会儿我讲的时候大家不要注意我的头发，分散大家的注意。

　　会客厅：是很可爱的一个教授的形象。其实黄教授已经是大师级别的物理学家，但是他经常还会做一些基础物理学的讲课，据说他后来的一个想法是教育人、培养人，比自己个人做研究得成果还要重要，

　　朱邦芬：这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来讲的，他当时在英国跟了两个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很多一起的同事后来好几位都得诺贝尔奖，黄昆当时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国际上做了领先的，最好的，但后来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做了教学，后来文革以后很多人都为他惋惜，如果他不回来，那有可能他也会得诺贝尔奖。但黄昆他并不认同这一点，他觉得他回来以后，从事教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培养了一支队伍，他觉得这个贡献比一个人得诺贝尔奖更重要，他内心确实这么想的。我曾经看过1947年他给杨振宁一封很长的信，在很长的一封信里，他是用莫特作为例子，莫特在英国他是很全面，他又是组织科研，又去跟工商界去募捐，自己也做研究，又带学生，他觉得英国有十几个这种人把整个英国科技撑起来了，所以他对杨振宁讲，说杨振宁如果回来能建立这么一个中心，那对中国的贡献比得诺贝尔奖更重要，当时他实际上就有这个想法，如果能在中国把中国整个科学技术发展起来，比一个人得诺贝尔奖更重要，所以这确实是他内心的一种想法，1947年两个人私下通信，完全不是想对外说什么。

　　我觉得他很自然，他认为正像他在1947年跟杨先生的信表白，个人得到诺贝尔奖金固然是好，但是比起来对像中国这样一个科技还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做出这些方面的贡献，可能他始终认为这是意义更大，但也没有什么好像非常豪迈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他认为这就是应当的。

　　会客厅：黄先生在总结自己的经验的时候，也经常会跟年轻人讲，有三条非常重要，就是读名校、从名师、交名友，这是为什么，道理是什么？

　　朱邦芬：他好像没这么说过，但是他的实践是这样，中学潞河中学，大学燕京大学，研究生、硕士的时候是跟着吴大由，念的是西南联大，博士时候到普利斯通跟的是莫特，博士的时候在爱丁堡大学跟马克斯玻恩，后来又跟佛罗做佛罗的博士后，始终他的一些经历，学生经历都是一些最好的名校。

　　会客厅：不知道黄先生是怎么理解的，像陈省身先生就跟我说，他说你在大师身边你就永远不会掉队，你就知道大师在想什么，然后知道现在最前沿的东西是什么？

　　朱邦芬：对，我想莫特、玻恩，包括像杨振宁、张守廉这些同学对他影响非常巨大，另外我想他一个是自学，一个是一些朋友、同学，像他跟杨振宁他们在西南联大，他们就培养了一个对学术的一种敏感性、一种品位。

　　会客厅：这就是有名友的好处，大家互相长进。

　　会客厅：很多人对黄昆先生的印象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戴一顶小帽子，穿一件半旧，其实就是全旧的咔叽布的蓝色的中山装，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也是穿的那样一身衣服，好像朴素到已经非常简单了，在生活当中黄先生对生活的要求是什么？

　　朱邦芬：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一般讲，到80、90年代很多家里都有现代化的设备了，但黄昆家里现代化设备就是一个音响，然后一个电视机，很多东西都没有，音响主要是他跟他夫人，他们两个喜欢听西洋歌剧，黄昆自己嗓子很好，也唱得很好。

　　会客厅：他可以唱歌剧，真的，看不出来。

　　朱邦芬：然后他有一点时间经常看看电视，录像机原来还没有，到后来杨振宁知道黄昆喜欢看老电影，特别喜欢看卓别林这种喜剧，所以杨振宁后来送他一个录像该，他可以放各种录像带，可以看看那个。

　　会客厅：你们都亲耳听过黄昆先生唱歌剧吗？

　　朱邦芬：听过。

　　会客厅：是很高亢的那种，还是很抒情的那种？

　　朱邦芬：他是男中音，非常纯厚，音域很广，他的嗓音很美。应该说是在1989年以前的时候，他一直是住在50年代北大给他的房子，我当时是半导体所的所长，在我的前任就已经有两次希望是改善他的住房条件，给他提供住房，但是他就说了，你们要弄住房你们去住，我是不去住的，所以到最后一次，当时我是所长的时候，我后来就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说黄先生，现在这个事情，我说您年岁已经那么高了，你将来需要有人来照顾，我说你现在的居住条件可能找一个小阿姨人家都不肯来的，所以后来我又跟他的儿子做工作，所以后来才同意要了一间大房间。

　　会客厅：要求生活有一个基本的保障也是人之常情，为什么他当时会那么坚决地拒绝呢？

　　郑厚植：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够了，他认为我这一切都已经够了，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听说在过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本来应该是三百多块钱的工资，后来他的学生费都是大概50多块钱，他后来说我可能要抽烟，所以我就比你们多6块钱，他所有的钱都上交了，我认为他这里面没有任何，他认为物质生活他是看得非常淡。他也没有说好像我要通过这一些，我要去引起一些什么社会上的关注什么，没有任何这样的想法。

　　朱邦芬：好多次吃饭的时候我到他们家里去，他们家没餐桌，一个小茶几是他们两口子的餐桌，他们吃的东西非常简单，烧一盆红烧肉要吃好几天。李爱夫就把土豆，洋葱搅拌，一搅，煮一锅汤，搁点西红柿，这是蔬菜，菜不够，李爱夫旁边有一个小碟子，就是酱豆腐，菜不够她经常吃酱豆腐。

　　会客厅：一个英国人喜欢吃了中国的酱豆腐。

　　朱邦芬：是，所以他们饮食非常简单。

　　会客厅：他们的生活都是自己照顾吗？

　　朱邦芬：自己照顾自己。他们觉得请小保姆不自在，家里有外人不自在。第二李爱夫先生觉得她自己能动的时候还是自己动动挺好。

　　郑厚植：我这里要说一句，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为难，当时我还是在所长的位置上，特别在2001年黄先生得到大奖以后，当时科学院应该说非常照顾，除了科学院拿了40万块钱，指名让我们所里给黄先生买一个车，当时所里由大概配了我记得15万，就买了一个奥迪2.4，但是后来我就跟黄先生说了，我说现在这是科学院特别给你的，我说你周末的时候要出去的话，我说你一定要坐这个车。但是我过了一些时候，我就问他的司机，我说黄先生用这个车吗，他说不用，他还是坐公共汽车，我一听我就很着急了，因为一方面从我所长这个位置上，我觉得我的责任很大，我就跟黄先生说了，我说黄先生，我说你就算是照顾我吧，你现在是一个公众人物，你得了大奖，被媒体拍到了你仍然在挤公共汽车，我应该有责任。另外一个，我说你如果万一出了什么事的话，我说我做不好这个事。所以我好说，怎么劝，后来我就跟司机说了，我说你不管，我说你就到星期六的时候，你就把车开过去，问问黄先生，你今天要上哪儿，他对自己从来要求非常严。

　　会客厅：黄先生八十几岁高龄还在实验室进行研究，这个坚持到什么时候？

　　朱邦芬：实际上他比较早就身体不好了，我知道他八几年的时候经常头晕，走路像踩棉花似的，而且每年春天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他这些年一直在坚持做研究.

　　会客厅：在2002年他获得了500万的国家最高科技奖，500万高额奖金，老先生怎么支配呢？

　　郑厚植：按照当时国家的规定50万是属于他个人的，剩下的450万应该是支持他的科研工作，当时我们感觉到因为黄先生的年事已高，他自己的科研工作上可能已经不太需要这笔钱，我们作为晚辈，我们觉得我们谁都不应该去使用黄先生的这一笔钱，所以当时后来我们就倡议，说要成立一个叫做黄昆基金会，把450万作为这样一个黄昆固体物理跟半导体物理奖的一个本金，我们想用它来，将来用这样一个利息每两年来奖励，特别是一些年轻的、优秀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希望以这样一种方式使得黄先生的这样的精神去激励我们的后来人。所以现在我们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已经得到科技部的正式批准。

　　会客厅：黄先生本人对黄昆基金是什么样的态度？

　　郑厚植：他还是赞同的，

　　朱邦芬：黄昆他有这么个特点，他拿着经费总觉得是个很重的负担。最后科技部批准下来，我到他家去看，他把科技部批准的设立黄昆基金会，一个执照挂在他们家的墙上，所以他对这个事情很看重。

　　会客厅：他觉得他的压力减轻了，包袱也没有了。

　　朱邦芬：450万就可以有交代了。

　　会客厅：今天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说黄先生是一个很真的人，最后您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真我们去怎么理解？

　　朱邦芬：真就是真实，

　　郑厚植：作为一个大师，周边有不少的人都对他非常敬仰，自觉不自觉地都会说一些非常敬仰的话，作为一个大师本人，你能不能保持一个非常平静的心态，而且能够非常客观地来看待自己所取得的成绩跟所发挥的作用，我觉得这是很不简单的，而且我觉得至今为止应该在中国科学界大力提倡这种作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