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海南理科状元李洋选择了复读，不料却将面临这样的尴尬:如在海南，明年高考他仍是移民身份并且仍然无法报考省外重点大学；如回湖北，他则成为“湖北高考移民”，实际上失去了移民的意义。

　　李洋肯定动了海南考生的奶酪，如果我们假设清华在海南只招收一名考生，李洋的到来，就是将奶酪席卷而光，即使清华在海南招收有数十名之多，冥冥之中，也有某位考生的命运，因李洋的到来而改变。可见，只要僧多粥少，李洋们的所得就是本地考生的所失，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我们将全中国看作一个单一的整体，高考本质上就是一个在众多人当中分配有限资源的游戏，这一游戏不遵循价高者得的市场原则，而是分高者得。而现在的问题在于，虽然号称是全国高考，但却以省为界，杜绝了跨省间的资源分配，在很大程度上，高考变成了两次分配。首先，是各省之间经过权力博弈，争取属于自己的资源盘子，然后才是各省之内，根据分高者得的标准进行分配。于是，省际之间，相同分数的价值会因省而别，所谓的全国性高考就此成为一个虚假的神话。目前的情况是，北京上海已经自行其是，而按照目前这个态势，随着各种非议的增多，大概会有越来越多的省份追随北京上海自行出题考试，到最后，全国性高考由名存实亡到寿终正寝，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曾经被普遍认为公平合理的制度，最终成为一个不受人待见的东西，这里面有如下基本的原因:首先，权力博弈所争取来的资源盘子，应该根据现实的变化而修正，但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并无公开公正公平的游戏规则以调整各省间的利益分配，而更多地遵循所谓的潜规则。于是，北京和上海就可以占据过多的资源，这样的不平等，不能不让人失去对该制度的信心。

　　其次，这一制度违背了分高者得这一更为普遍化的原则。人们从直观感受上，很难接受同样的分数却得不到同样待遇的事实，违背了普遍适用的人性化要求，不能不让人们对其权威性和公正性表示怀疑。

　　最后，复杂多变、利益分化的现代社会，其运行所必须的并非及时而具体的管制，而是普遍适用的抽象原则，用以指导人们的行为，形成人际之间的行为预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发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现行高考制度在设计之初，考虑了过多的具体目标，而忽略了普遍适用的抽象原则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所考虑的具体目标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必然会发生变化，该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也就随之凸显。在这个意义上，只要高考制度不恢复到所有考生在考分面前一律平等的基础上来，围绕这一制度的争议就永远不会停歇.。

　　从技术上来讲，改革之初，交通通讯尚不发达，集中全国考生资料实行大排名在技术上存在一定难度，加上各高校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无论是制度准备还是人力物力，都还不具备完全自主招生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现行的招生制度或许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但在如今信息社会的条件下，充分的数字化手段和网络通讯技术，足以实现全国统一的考分排序；同时，随着高校改革的进行，高校自主性日益增强，实行一种在全国统一考分基础上的高校自主招生制度，已经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难度。

　　实现全国大排名基础上的高校自主招生，还可以扭转应试教育的弊端。在现行高考制度下，高考成绩是有效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票证，其功能是在各省内分配该年该省所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而一旦实现了全国大排名，高考成绩就可以转变成为期限超过一年的最低入学资格证明，各高校可以以考生的成绩为基础，加以适当的面试考核，再吸收其入学。如此一来，既可以避免考生和学校之间的盲目选择，又能够引入素质教育的相关内容，对提高高等教育水准大有帮助。

　　高考制度涉及到千百万考生的命运，所有考生在考分面前一律平等，不仅是教育权利平等的体现，也是制度运行顺畅的必须。现行的高考制度有违教育权利平等的要求，也有违普遍适用的要求，从而在其具体运行中势必不断制造非议，因而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在全国大排名基础上实现高校自主招生，可能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