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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利用细菌攻击中国
有鱼子般颗粒落下
地上有很多很多的死跳蚤，那是很怪的死跳蚤，个头特别大，比平常看到的跳蚤大到一倍
“上月二十八日，敌(日)机空袭金华，二架散布白烟，并有鱼子般颗粒落下，经人民收集送检，由省卫生处处长、军政部第二防疫大队长等五员严密检验，辩明系鼠疫杆菌……”这是1940年12月5日，在云和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向重庆行政院院长发的急电。
浙江衢州。1940年10月4日凌晨是一个灾难的开始。一架日机飞临衢州城上空，盘旋一周以后开始向下俯冲，到了200-300米的低空后，即沿衢州城的西安门，向上营街、水亭街、柴家巷、罗汉井、县西街一带的居民区飞，一边飞一边散下了大量的麦粒、粟粒、破布、纸包和传单等物。来回往返两次后飞离衢州上空。
黄运兴住在罗汉井巷3号。这天早晨他听到了凄厉的空袭警报，一家人赶紧躲进自家院里的防空洞里。当他们从防空洞里出来后，立即发现了这次空袭与平常的不同。
黄运兴看到院子里、天井中、屋顶的瓦片上，到处都是麦粒、破布、小纸包，地上有很多很多的死跳蚤。门口和整个街巷里都是。
“那是很怪的死跳蚤，个头特别大，比平常看到的跳蚤大到一倍。”黄运兴说。黄运兴的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两个姐姐是学医的，他们猜测敌机没有进行轰炸，空袭的时间也很短的原因，想到了可能是放毒。于是父亲让家人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扫起来烧掉，还用来苏水洒了院子。
黄运兴家的隔壁邻居是黄权一家，这一天黄权有事出门，家里有黄权的大、小两个妻子和7个房客。当他们看到麦粒的时候，也心存怀疑，这时有人提议：扫起来喂鸡看看鸡死不死。结果是黄权的两个妻子和7名房客在几天之内全部死光。
10月10日之后，奇怪的现象开始在衢州出现，衢州的街上大白天出现老鼠，它们并不怕人，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死。居民家里的角角落落死老鼠成堆，不知是什么时候死的。居民们将死老鼠用簸箕扫出来，有时候，一所房子能扫出很多。
11月12日，家住柴家巷3号的吴家12岁的女孩吴士英突然高烧、呕吐。后来大腿的淋巴结肿大，大喊大叫地要水喝。“当时我只比我姐姐小一岁，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姐姐在床上抓挠，第二天早晨姐姐就死了。”现年76岁的吴士福说。《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1999年11月中国三陕出版社出版。
不止是衢州，在这一次日军的细菌攻击当中，受到攻击的还有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
天皇大陆命
日军根据收集的情报认为攻击获得极大的成功，中国派遣高级参谋宫野下年大佐提供的报告是：“以常德为中心的‘ 鼠疫’极为猖獗”。于是部队士气高涨
日、美、中国的调查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用十多年的时间，一点点拼凑起来当年对中国的这次细菌攻击的历史图景。
1940年6月日本陆军本部正式讨论了细菌武器的使用问题。并发布了开始细菌作战的命令。命令是以“天皇大陆指第690号”命发出的。所谓“大陆指”就是根据“大陆命”这一天皇命令，参谋部长提出的有关作战的具体指标。
6月5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的荒尾兴功、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南京1644部队长代理增田知贞在一起进行了关于细菌战实施的协商。协商结果是，决定以浙江省的主要城市为攻击目标。作战方法是用飞机散布菌液和空投感染鼠疫的跳蚤。
7月25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作令关东军作战命令丙第659号”。
8月6日，一列重兵押运的火车从731部队的平房出发，开往杭州。车上装着“空投炸弹700发、汽车20辆、 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和5公斤鼠疫跳蚤”。石井四郎是行动的总负责人。
日军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其中，宁波是中国东南部的重要的港口城市，是蒋介石的家乡，宁波港承担着外援物资进口任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衢州和金华县是从浙江通往江西的浙赣铁路上的要地，衢州机场是中国东南各省中最大的军用机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衢州设立空军第十三总站，下辖三个机场。衢州城内也是重要的驻兵之地。日军在此实施细菌战的目的，就是要切断中国从宁波港口进来的国外战争物资援助，切断中国的铁路运输动脉。
9月18日攻击开始，浙江省的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衢州等6个城市遭到了细菌攻击。攻击直到11月 25日才结束。
在长达3个多月的细菌攻击中，宁波等6地受到了反复的多种形式的细菌攻击，这正是石井和他的研究人员反复实验过的方法，这一次在实战攻击中都用到了。在衢州，特别行动队采取的是投撒带菌的麦子和谷粒；在宁波，采取的是在宁波城内或周围撒播带菌的谷物和棉絮；在金华，731部队的飞机在县城扔下炸弹，炸弹撞击地面爆炸后施放出一股淡黄色的烟；在玉山，石井实施了在普通居民中施放细菌的计划，他们把病原体投入在居民的水池、水井里，甚至将几百个做成米糕的甜点心、水果等放在居民的门口、树旁，做出一副日军匆匆离去遗忘了的样子，骗取当地缺少粮食的居民食用，而这些“食品”里都注入了大量的伤寒和副伤寒菌。
就目前已知的情况，日军从1940年开始直到1945年战败，一直都在进行着对中国的细菌战攻击。
1941年9月，日军以陆军参谋总长再次发布“大陆指大本营陆军部非作战指令”，对洞庭湖附近的湖南常德进行细菌战。
9月16日，攻击湖南省西部战略要地常德的命令发出。命令要求以造成常德居民间鼠疫流行的方式，阻断中国军队的交通。这次参战的还是731部队和1644部队。参加作战人员的总数共约100名。
11月4日，上午5点30分，731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驾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在从江西南昌机场起飞，6点50 分到达常德。
飞机的两个机翼下面，携带着两个盒子，里面装的是鼠疫跳蚤。事情没有预想的顺利，飞机一侧盒子未完全打开，掉在了洞庭湖里，飞机另一侧的盒子则完全打开，“谷子36公斤”撒在了常德。“谷子”是鼠疫跳蚤的秘密代号。
一本战地日记清楚地记载了这次攻击和攻击的结果：“6／11(11月6日)常德附近出现中毒流行。20／11 前后，出现来势凶猛的‘鼠疫’流行” 。
日军根据收集的情报认为攻击获得极大的成功，中国派遣高级参谋宫野下年大佐提供的报告是：“以常德为中心的‘ 鼠疫’极为猖獗”。于是部队士气高涨，极有信心，主要的细菌武器也首选鼠疫，并希望获得30万只老鼠，以增加鼠疫的产量。
这本战地业务日记是1993年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查到的。它的作者就是参与策划实施细菌战的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
井本熊男1935年12月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以后，一直担任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与陆军中央之间关于细菌战情报的联系工作。
在这本日记中日军将细菌武器秘密代号相称“ホ”(音“霍”——译者注)代表鼠疫跳蚤，“C”代表霍乱菌，“T ”代表伤寒菌。
1940年8月16日的井本日记以“在杭州连络”为题，记载了井本到杭州市苋桥的旧中央航空学校，向作为细菌战的实战部队的奈良部队传达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时的情况，此时要求细菌生产者一天生产霍乱菌10千克、伤寒菌10 千克以上，宁波被定为1平方公里用1.5公斤的细菌、金华、玉山1平方公里使用2千克细菌。并安排了从空中进行新闻纪录片的拍摄。
这一天的日记，记载了731部队增田美保架机攻击的机型和攻击时间，空投时的高度，将感染鼠疫的跳蚤放入机体下方附着的容器，打开盖子进行空投的方法等内容。并记载了增田少佐空投“ホ”之后的报告。增田少佐报告说：部队士气高涨，对“ホ”很有信心。
这部影片后来在很多地方播放，以宣传细菌武器的威力和重要性。在伯力受审的西俊英在第731部队内，看过这部秘密的纪实新闻片。
“我看见过一部说明第731部队所派远征队于1940年间在华中一带动作情形的纪实影片。起初在银幕上映演的，是装有染上鼠疫跳蚤的器皿怎样安置到机身下面去。随后映演的，是撒放器怎样安置到飞机翅膀上去。接着就是一段解释，说明这一器皿内盛有鼠疫细菌。然后就表明四五个人坐上飞机，但究竟这几个人是谁，我却不知道。接着飞机就飞到空中，随后又是一段解释，说明飞机向敌人方面飞行。然后那架飞机就飞到了敌军上空。随后几副镜头是表示飞机动作、中国军队移动及中国村庄情景的。接着就出现一股烟气脱离飞机翅膀向下坠去。随后就有一段解释，说明这股烟气乃是撒放到敌军头上的鼠疫跳蚤。然后飞机就飞回机场。银幕上出现了‘作战完毕’几个字。随后就是飞机降落，消毒人员来到飞机跟前，接着就是表明飞机消毒的情形。随后有数人下机：首先下机的是石井中将，跟随在他后面的是碇常重少佐，其余的人我不认识。随后出现了‘战果’二字，映出一份中文报纸以及从这份报纸上译成日文的一段消息。解释文上说道，在宁波一带忽然发生了强烈的鼠疫流行病。最后一副镜头，是表明中国卫生队身穿白大褂在发生鼠疫的地区消毒的情形。我正是从这部影片上清清楚楚地知道了在宁波一带使用细菌武器的经过。”
拍摄新闻记录片目的，是石井四郎要向人们证明细菌武器的攻击是有效力的。细菌武器作为当时的一种新型的生化武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它有信心。反对的声音是细菌武器在杀伤敌人的同时，也会给自己的部队感染可怕的疫病。
“黑死病来了”
在此之前中国的这些地区历史上从来没有鼠疫发生，根本没有防治的经验和准备，加上战争期间国力羸弱，鼠疫就这样加倍、恣意地在城市和乡村窜行
鼠疫被称为“黑死病”，由鼠类之间的传播到人类之间传播。在19世纪之前，人类几乎没有对付这种恶疫的办法，人一旦感染此疫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可能，并且，死状悲惨，死时整个人都变成黑的。
不仅如此，一个地区一旦感染鼠疫会随着人类和鼠类的流动而向四处扩散，并且疫病经年不散反复感染。因此鼠疫在人类社会中被称为第一恶疫。14世纪欧洲鼠疫大流行，造成当时4000万人死亡，是欧洲人口的40%。此后的17世纪鼠疫又在英国法国流行，19世纪未20世纪初在亚洲流行。人类直到1894年才找到鼠疫的病原体，但是对这种恶疫，人类始终没有更好的办法从根本上根除。
1940年10月的宁波，黑死病被空投到无辜的居民头上。现年74岁的何祺绥清楚地记得当年宁波遭到鼠疫细菌攻击的情景。
1940年10月27日，他亲眼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在宁波商业最繁华的开明街一带上空盘旋，然后散下了大量麦粒、面粉和黄色雾状的东西。当时他的父亲在宁波中山东路266号经营一家叫做元泰的酒店。
麦子和着黄色粉状的东西纷纷扬扬地落下，有的人很惊慌，而何祺绥24岁的叔叔却走出来捡起了麦子，放在嘴里咬了一下，向旁边的店员说：“没什么呀，是麦子”叔叔何福林是店里账户会计，初中文化毕业，刚结婚，年轻力壮。当天夜里他就头昏脑胀，不能料理账务了。店员用藤躺椅把他抬去看病，医生只认为是一般头痛脑热的，开了点儿药回来，但是“病 ”越来越重，11月1日就暴死而去。
实际上在飞机撒播细菌两天之后的10月29日就出现了最初的患者，开明街入口处的滋泉豆汁店、紧邻的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宝昌祥西服店，还有东后街一带，死者陆续出现。
最初的死者仅限于日本军用飞机空投了跳蚤的地区的居民。
11月2日，华美医院(现在的宁波第二医院)的丁立成院长给东后街136号的患者王仁林(男，47岁，当日死亡)的淋巴腺作了穿刺，用染色液制作了标本，根据显微镜检查发现了鼠疫杆菌。11月3日又抽了患者俞元德(男，16岁，11月6日死亡)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并用土拨鼠做了动物实验。从第二天死掉的土拨鼠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里也发现了鼠疫菌状的杆菌，并进行了细菌培养，得到阳性结果。后来又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处，吴昌丰技师检查了培养的杆菌，进行了血清凝聚反应，得到有也是阳性结果。
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都是淋巴腺肿、高烧、昏睡、头疼。在确定鼠疫的当天，市政府立即封锁了传染区。6日设立了临时防疫处，但是死人依然不减。8日开始在传染区修建高3.7米的围墙。
“戴防毒面具的人用石灰对街道消毒。那天夜里出动了消防车，把围墙内的建筑物全部烧毁。我亲眼见到火从我家酒店的窗户中烧出来，后来又烧上了屋顶，最后房子倒塌。由于被火烤，我的脸红了一个多月。400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祺绥摸着脸说，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依然让他惶恐不安。当地的《时事公报》11月2日报道：“鄞县县东镇开明街暨唐塔镇东后街一段，于上月三十日起，发现流行性疾病，蔓延甚烈，三日内，不治者死者已达十人以上”。
恐慌弥漫了整个宁波城，学校停课、公共场所及旅馆、饭店纷纷停业，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疫势蔓延迅猛，发病暴死者接连不断，沿街走的是穿丧服啼哭的人，地上撒着消毒的石灰，四周阴森森，恐怖万状。疫区天天死人，最多一天死20 多人，死亡者很多是孩子。甚至有12户人家全家死绝。
将近4米高的围墙挡不住疫病的漫延，也挡不住人们纷纷逃离城区，何祺绥的父亲也扔下酒店逃走了。外逃的结果是引发宁波周围的奉化、慈溪、象山等县的鼠疫大流行。
11月6日，疫区死亡人数已达55人，疫区居民怕被隔离，外逃日甚，疫情随之扩大。防疫处采取强制手段将剩余的40多人全部隔离，布告全县举报外逃者，并派出搜索队日夜搜索外逃者。对死者的尸体也不再允许自家掩埋，而是要统一、深埋于西南郊区的老龙湾。10日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和卫生署防疫队第17队携带疫苗直到宁波。
但是种种手段仍不能减轻宁波市民的恐慌。强制隔离和死者不能自己掩埋更使人们坚定了逃离的决心。何祺绥的父亲给店员们发了路费让他们赶紧逃走，但18个店员仍然死了14个。学徒钱贵法被拉入隔离病院，钱是少有的进了隔离院又得以生还的，“隔离院的情景就像是地狱，到处是垂死的人，面色发紫，手抓胸口，痛苦得嚎叫，在地上翻滚挣扎，真是惨不忍睹。”
11月30日晚，防疫处痛下决心，一举烧毁了开明街传染区的所有房屋。烧房从晚上7点开始，在11个点上同时点火，烧毁开明街上的113户住宅、店铺。一条宁波最繁华的商业街全部化为灰烬。
12月初疫情得到控制。当年防疫机构的统计是，从疫情发生到最后一例病人死在医院，共35天的时间，共死亡109 人。这并不包括逃出宁波而死在其他地方的人。
湖南常德市在1941年遭到鼠疫攻击之后，直到1945年11月之间市区多次暴发的鼠疫至少造成6491人死亡，而受到涉及的乡村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
而在受鼠疫攻击之前，这些地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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