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隐瞒

　　美国感兴趣的是人体实验

　　“底特律(美国细菌战研究机构)方面感兴趣的是技术科学情报，而不是战争犯罪。”

　　伯力审判揭示的秘密，引起了国际军事法庭的注意，国际军事法庭曾要求当时在东京审判会上代表中国利益的美方控告人，要他们提供出有关“多摩部队”(细菌部队)罪行的更详细材料。

　　但是此要求没有得到美国的回应。相反，伯力的情况引起美国的惊异。

　　在美国的要求下，国际法庭中苏方控告人将川岛清和柄泽十三两人的书面供词，即最能反映日军用活人来进行细菌武器实验和731杀人工厂内情的材料，交给了美国主要控告人季楠。

　　但是美国方面一片沉寂。

　　美国的态度非常鲜明：“是否使用化学武器，是否实施细菌战的判断基准，显然并非取决于和平主义者的反对声音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它们作为武器的可能性。”美国的细菌战计划的科学家们回答。

　　美国细菌战计划虽然比石井四郎的晚了12年，但发展得迅速惊人，最高峰时全美细菌战设施拥有约3900名工作人员，这比731部队人员最多时多了25%。细菌战计划是美国历史上第二重要的战时科学计划，所有经费全额提供，仅次于曼哈顿的原子弹计划。(《死亡工厂》第253页)

　　“如果敌人知道我们对细菌战既无防御能力也无报复能力的话，敌人对我们实施细菌战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为了充分了解细菌战被实施的可能性，从防御、攻击两方面对细菌战进行调查是十分必要的。”(《细菌战：战争中病原体的使用》，摘自《军事医学》72卷、1993年3月第3号18页，美国陆军化学战部局医疗部主任雷恩·A.福克斯少校)

　　这就是美国动用细菌武器的理由。这个理由充分而必要，正如美国扔下两颗原子弹一样，这是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说的。至于谁受害，多少人因此而丧命，则是和平主义者讨论的问题。

　　“如果那场战争打得更长的话，美国会实施细菌战计划吗？答案是：‘恐怕是会的’。”(《死亡工厂》第258页 )

　　美国细菌武器研究能够赶上日本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像日本一样用人体进行实验，而用动物来作实验，就很难掌握一种细菌武器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早在苏联伯力审判之前的1945年，也就是战争刚刚结束时，美国4次派出细菌战调查官墨瑞·桑德斯、阿沃·汤普森、诺伯特·弗尔，爱德温·希尔先后赴日寻找石井四郎进行调查。

　　美国获得石井四郎人体实验的数据是第3次的弗尔报告(1947年6月20日)和第4次希尔的报告(1947年 12月12日)，而在此之前的两次调查并不成功。

　　日本在从中国撤退时，石井四郎曾对部队成员下达了如下命令：“绝不可以向任何人泄露你在731部队的所见所闻，要将这一秘密隐瞒到死，也要隐瞒你是731部队成员的事实。”

　　大部分的细菌战部队成员，不仅是军官，低层的部队人员遵循封口命令，没有将自己属于731部队以及作为细菌战部队成员体验到的事实，告诉包括家人在内的任何人。

　　对于美国人来说，石井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体实验，而其他的研究都是次要的、不值钱的。

　　8000多张幻灯片，有关鼻疽、鼠疫、炭疽的3本报告分布着数百张人体组织培养的幻灯片，描述人体器官病理变化的数百张彩色绘图，这3本报告有两本长达300页，一本长达700页。如此等等令人发指的东西，如此确凿的犯罪证据，美国欣然接纳。

　　希尔向美国报告：“一般而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日本所研究的用于细菌战的病原体中，只有两种是有效的，那就是炭疽菌和鼠疫跳蚤。”

　　美国获得了鼠疫细菌使用量的最精确数据：“已查明，MID(鼠疫)50通过皮下注射时为10-6毫克；通过口腔感染时为0.1毫克。在10秒钟内吸入每CC含有5毫克鼠疫菌的空气时，有80%受到感染。”

　　这些数据，美国只花了25万日元就将其收入囊中。而这是“日本科学工作者以数百万美元巨资和漫长岁月所获得的资料”，“这种情报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是无法获得的，因为我们对人体实验心怀疑虑”(希尔语)。

　　最后的问题是：弗尔怎么会成功？

　　石井为躲避美国人的追踪曾经装死。1945年11月10石井特地发了讣告，并请和尚做了法事，从此就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

　　后来，石井被美国情报人员挖出来后，他和他的密从一直和美国人打着太极拳。

　　对于石井和他的旧部来说，隐瞒是有组织地进行着的。和美国人进行周旋的是陆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的负责人、细菌战部队暨石井机关的要员内藤良一。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积极地公开，但“除了タ和ホ之外”。日本细菌部队接受调查的成员都收到了内藤良一的指示。“ タ”指的是用于人体实验的俘虏“圆木”，而“ホ”是指鼠疫跳蚤。“夕”和“木”都是当年细菌部队通行的暗语。(参照1998 年8月15日的《信浓每日新闻》)

　　1947年5月8、9、10日，弗尔和石井进行了关健性的会谈。会谈在石井东京的家里进行。

　　弗尔告诉石井：“底特律(美国细菌战研究机构)方面感兴趣的是技术科学情报，而不是战争犯罪。”

　　石井说：“如果你能对我的上司、部下以及我本人提供书面免责保证的话，我可以向你提供所有的情报。”

　　于是，美国和石井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中国和中国的死难者都被摁入黑暗之中，还有人类的正义、良知都被肮脏的带血的破布包裹着扔进了历史的黑暗角落。

　　美国与日本的交易

　　关于细菌战犯罪，提到远东国际法庭上就这么一次，前后不到10分钟，这个问题就永远过去了

　　1945年8月30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抵日。

　　9月11日，麦克阿瑟下达了逮捕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的逮捕令。

　　但是细菌战所有人员都逃脱了战争犯罪的追究。1946年5月3日开始东京裁判，细菌战的执行者没有一人出现在被告席上。

　　1946年9月，莫瑞·桑得斯主持细菌战的调查。1946年年初，细菌战的消息走漏到美国新闻界。1月6日美国《太平洋星条旗报》和《纽约时报》刊登了日军在哈尔滨做人体实验的报道；6天之后，《纽约时报》再次登载了美联社的消息：“那位据说曾在满洲指控把美国和中国战俘当作实验豚鼠做人体实验的石井四郎中将，今天被美国对敌情报当局政令逮捕受审。”

　　美国当局对这些报道大吃一惊，立即阻止了媒体的继续报道。美国情报人员拜访了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要求保证不再报道这一类情况。

　　曾经有过一次暴露的可能。

　　东京战犯首席检察官约瑟夫·B.季楠的助手莫罗上校，曾注意到细菌战的问题，莫罗认为是“应该可以证实的日本人的惊人的暴行”，并提醒首席检察官季楠，他此前曾写报告给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调查部，“要求如可能安排对石井将军的审讯”。

　　几天之后，莫罗就飞往中国去收集有关的证据。他将发现的重要材料书面报告给季楠。

　　但奇怪的是，此事并没有引起应该有的反应，而莫罗却突然被调回国。

　　1946年8月29日，远东国际法庭发生了大震动，曾作为中国检察官助手的美国人戴维德·色顿突然提到了用俘虏作人体实验。“色顿的陈述使法庭大为震动，为了维持秩序只好休庭。审判长澳大利亚人威廉.韦伯向色顿发问：‘你指的是投毒吗？你想提出更多的证据吗？你在我们法官面前提出的是新的事实？’韦伯稍顿一会又问色顿：‘让此事过去怎么样？ ’色顿答道：‘好的，就这样办吧’，该问题从此再也没有提起。”

　　关于细菌战问题，提到远东国际法庭上就这么一次，前后不到10分钟，这个问题就永远过去了。

　　为什么莫罗突然被调回国？为什么季楠看了莫罗的报告没有基本的兴趣？为什么法庭上仅仅就提了那么一次？这些都无法说清了。但是美国竭力掩盖却是一个事实，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彰显出来。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审判的人，半数以上都与日本细菌战有关，另外有超过5000以上的人都曾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细菌计划。这中间有一个保持沉默的真正阴谋……在东京战争犯罪审判中受这个问题影响的6个同盟国的检察官们，对自己所知的事情保持了沉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隐瞒这一阴谋——说这是阴谋决不是恶意或是夸张的——从日本战败到东京审判结束的3年间一直被持续着……并且，……从那以后又一直被持续下来。”(彼特·卡尔伐科瑞希、加艾·文特、约翰·普得查特《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过程》第1201-1206页)

　　日本和美国完成了他们的交易。美国获得了731部队的全部研究“成果”，日本获得了免于追究以石井四郎为首的 731部队的有关者的战争罪责。

　　美国隐瞒了日本细菌战，使所有的战犯没有得到追究；美国又将从日本得来的细菌战成果用于朝鲜战争。

　　1952年，在奥斯陆世界和平评议会执行局会议上，决定调查有关在朝鲜和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ISC)。ISC 调查团成员特赴平壤会见了正在朝鲜协助防疫工作的陈文贵(当年国民政府的细菌专家，常德细菌战报告者)，陈文贵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经验向ISC指出：美军在朝鲜使用的细菌武器和日军在常德使用的“极其相似，而且规模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