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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脸--一张是忏悔 一张是谎言
“如果不去亲耳倾听被害者的话语，不亲手触摸被害者的思绪，就不可能了解真相。”
日本摄影家权田茂2001年8月初访问细菌战受害地中国湖南常德。在中国的十多天行程里，他将摄影镜头对准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脸。
这不是通常的人像摄影，权田茂将镜头推到离被摄影者的脸只有10公分的距离，拼命地按动快门。
10公分的距离，意味着镜头几乎贴在被摄影者的脸上，这对于摄影者和被摄影者来说都有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权田茂被他的拍摄对象“面部所传达出的动人心弦的力量所震撼了。当时的我，心里只想必须要从他们的脸上拍些什么”。
权田茂近距离地感受到了60年前发生的细菌战。与细菌战的被害都们通过镜头进行只有10多公分的近距离接触时，他强烈感受到战争的所有记忆都写在他们的脸上。“如果不去亲耳倾听被害者的话语，不亲手触摸被害者的思绪，就不可能了解真相。正因为知道了真相，才产生了作为日本人不得不谢罪的想法。”
“我在为中国人拍照时所感受到的作为人的尊严和个性，是在日本人脸上所感受不到的。”
“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了，日本人的外貌已同战前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但是，在我看来，其作为侵略者的嘴脸却丝毫没有改变。”权田茂说。(摘自《细菌战调查与诉讼》)
这是一位摄影家从中国人的脸上看到的日本人的脸，是一个日本人对本民族的反思与批判。
与日本政府的较量
内阁官房长官村冈兼造：刚才你所说的731部队，昨天我是在接到质询资料时才第一次听说有731部队这个名称和这回事。
1993年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查到4本公开的陆军中央骨干将校写的业务日记。吉见义明对其中的《井本日记》所载内容深感震惊。
《井本日记》，即井本熊男大佐业务日记。井本熊男从1939年起任支那派遣军参谋，从1940年起担任参谋总部作战课课员，详细记载了关于细菌战实施的联络调整情况。
因为图书馆不让复印，吉见义明就和他的学生伊香俊哉抄录了一部分。当他们向政府要求向社会公开这些资料的时候，图书馆立即停止了这类资料的查阅。《井本日记》被封锁了起来，成了任何人都看不到的秘密文件。因为多次和政府交涉无果，1993年12月吉见义明将手抄的部分《井本日记》在《朝日新闻》发表。
195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将旧日本军的资料向一般民众公开。但是到了1982年12月，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突然制定了《有关战史资料一般公开的内部规定》。这份内部规定规定了四种情况不能公开：①有保护隐私的必要的；② 损害国家利益的；③可能会引起社会不良反映的；④其他不适合公开发表的。而符合这四条被剔除的是：“对外国人(包括俘虏)的虐待”、“掠夺及残杀等”、“毒气的使用”、“有关细菌武器实验的报告和记录”、“引起细菌武器使用怀疑的材料 ”。于是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将有关731部队及细菌战的资料进行了审查，进行了全部封闭。
1998年5月25，细菌战诉讼第二次开庭，王选和律师向法庭提出申请：对记录细菌战的井本熊男的《井本日记》进行证据保全。第四次开庭时，王选再次书面提出《井本日记》原件的保全请求。
被告日本政府立即向法庭申明：井本日记是个人的笔记，从保护个人私生活的观点来说，不能提交。
得知井本还活在世上，1998年7月一濑敬一郎和森正孝特地在东京世田谷区井本的家里对已经95岁的井本进行了访问。井本熊男神志清醒，对当年的事记得很清楚。井本是能够找到并还活在世上少有的知道高级机密的历史见证人。以他当年所承担的细菌战实施日本参谋总部和前沿细菌战的协调和联络的职务来说，井本清楚细菌战攻击中国的所有的情况，只要井本成为细菌战诉讼的证人，历史的疑团就不难解开。
一濑敬一郎带着录音机，录下了这次见面井本所说的每一句话。井本答应将自己的日记提交给法庭的要求，但最后提出要“给政府方面的律师看日记后，才可以提交”。
然而在和日本政府方面的代表谈过之后，事情大变。《井本日记》的提交遭到了阻挠。这一要求遭到被告的一再阻扰。
《井本日记》是日本政府拼死都要护住的秘密，因为这是一份不小心暴露了的、无论如何都不能抹杀的证据。
不仅仅只有一本《井本日记》。1986年美国下院的公听会上，美国陆军档案管理部长哈契作证：美国已经将731 相关文件于1950年末到1960年代初装箱返还给了日本。这些材料何在？日本政府为什么不公开？
1998年4月2日，受细菌战诉讼团委托，日本参议院总务委员会上栗原议员质询内阁官房长官村冈等政府官员。
栗原君子：去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从这此情况来看，我认为政府有调查确认这一史实和公开有关史料的义务，作为官房长官你对这一义务和责任有何想法？
内阁官房长官村冈兼造：刚才你所说的731部队，昨天我是在接到质询资料时才第一次听说有731部队这个名称和这回事。到目前为止，经过政府内部调查，政府保存资料中没有731部队活动情况的材料。如果有这方面新材料发现的话，我们会将它作为历史事实加以严肃对待。
栗原君子：政府的调查也许进行得不十分彻底，但是我和我的办公室人员带来了这个方面的史料。就这些发现的史料，我想政府方面应该进行调查和确认工作。如果确实存在这回事的话，官房长官能否就公开有关史料作出保证呢？
村冈(沉默不语)
政府委员薮中三十二：刚才栗原参议员提到的731部队资料，我和外务省的干部对(美国归还的)全部资料进行过调查，并没有发现有731部队的史料存在。
栗原君子：但是，我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中，有昭和十五至十七年(1940至1942年)日军对中国浙江省的宁波和金华、江山、湖南常德等地实施细菌战攻击的详细记录，旧日军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实施了这一攻击，或者说，对于这一事实政府是否承认？这是我首先要问的问题。
政府委员薮中三十二：说到731部队资料，除了防卫研究所内所保管的那些资料外，我们政府内，在外务省中，根据现在为止的调查确认，没有与731部队相关的任何资料。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731部队是从来都不存在的，更不用说什么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进而日本从来就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细菌武器更是顺理成章，至于来自美国、中国和日本学者所掌握的证据，日本政府一概视而不见
对于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细菌战诉讼团进一步提出要井本熊男出庭作证的要求。这一要求立即遭到政府代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井本熊男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庭作证。
就在此时，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了井本发表了题为《沉默的文件》一文，记者的采访再一次证明井本神志清醒，记忆准确。井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了作为陆军参谋参与细菌战的事实。并请代理人提出了《对命令提交有关原告要求的文书的意见》，认定了下列事实：
“不否认井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参谋本部的细菌战”；
负责在参谋本部作战科与石井大佐的联络；
向石井部队下达了细菌战作战的命令。
在细菌战诉讼团一再努力下，2000年井本熊男终于被法庭确定为证人。但是这一年的2月3日，井本熊男突然去世，这个细菌战的参与组织协调者，尽知细菌战高级秘密的人，还是将他所知道的都带进了坟墓。井本熊男的突然去世，对细菌战诉讼团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一损失让王选痛悔不已，她立即向法院提出申请，按照证人的年龄大小安排出庭秩序，年龄大的先安排，类似的事情不能再次发生。
井本熊男去世后，在被告日本政府那里，《井本日记》突然不再是个人日记，而变成了“公务秘密文件”，并援引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0条第4项，向法庭指出：有关公务文件没有公开的义务。
围绕一本日记的翻云覆雨，日本政府对于细菌战的态度演绎到了极致。一直到一审判结束，《井本日记》仍然在日本政府的手里，没有向社会公开。
老兵的证言
这也是日本人的脸，这张脸因为忏悔而善良无比。
“当年的731老兵有3000人，现在已经有2000人死掉了。揭露会找到了300人，他们当中只有100人开了口，但其中大多数又不愿意出庭作证，有的拿出了材料，但不让讲出自己的姓名。”王选说。
2000年11月15日，法庭第17次开庭，两位细菌部队的老兵筱塚良雄、松本正一在法庭上做证、诉说。
他们的声音被永久地纪录下来，被各种媒体传播到全世界。处于烟障中的历史展现出了从来没有过的清晰和生动，任何掩饰帷幕都在这诉说面前变得透明。深深的忏悔陈列在两位日本老人的每一条皱纹里——这也是日本人的脸，这张脸因为忏悔而善良无比。
以下是筱塚良雄证言
“直到今天，我都记得自己最初参加活体解剖一个中国男人的事情。在解剖这个中国男人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以前曾经给他做过采血实验。他是一个头脑清晰、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我看到他瞪着我，只好把眼光转到别的地方。感染了鼠疫菌的他，脸色和身体完全变黑了。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特别班的人把他赤裸裸地放在担架上，送到我们所在的解剖室后，他被放在解剖台上。班长命令我给他洗身，我用橡皮管冲洗他的身体，再用硬板刷子刷洗他的身体。现在我还记得，当我要用硬板刷子刷洗他的脸部时，我非常犹豫。拿着解剖刀的班副催我快点干，我就闭上眼睛刷洗了这个男人的脸部。当班里的人员用听诊器在这个男人的胸部，还能够听到他的心脏跳动的时候，解剖就开始了。这样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对5个中国男人进行了活体解剖。当我活活解剖了3个中国人后，班长对我说，你终于‘是一个有用的人了’。”
“我们叫受害者为‘马路大’即圆木。我们不愿承认自己在夺取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让自己深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像砍树一样。”
松本博，南京1644部队卫生兵，1943年入伍，接受6个月的卫生兵训练后到南京1644部队看管在押的“ 实验材料”中国人。
7个像鸟笼一样的笼子，长、高、宽各一米。一个笼子关一根“圆木”。所有的人入笼后一律裸体，为的是防止他们自杀。因笼子很小，只能抱膝靠在笼子里，既不能伸腿，也不能站立，笼子里有个罐子当便器，每天倒一次。
以下是松本博证言
“关入笼子二三天后，就开始注射细菌，军医来注射，可能有霍乱、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什么的，有时拿来装在试管里的鼠疫跳蚤，放在‘马路大’的肚子上，让它们吸血。”
“采血的日子给‘马路大’戴上黑头巾，带到处置室，让其躺在处置台上，手脚都用皮带固定，然后在头巾上滴几滴麻醉剂，让他数一、二、三，一会就发出鼾声睡过去。接着给大腿消毒，军医切开腹股沟部位，用钳子拉出动脉，插进针头，一头是大口的瓶子，采血就这样开始。”
“最初，血汩汩地向外流，以后血流慢慢变细，‘马路大’遂产生很厉害的痉挛，连固定身体的床都嘎吱嘎吱的响动。更残忍的是，这时会有人穿着皮靴去踩‘马路大’的心脏，于是，吸管里出现血泡，这是最后的一滴血，采血这才结束”， “采后的血放到哪里，也许是培养室，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这级士兵不可能知道的。一个人的血液大体有四到六瓶左右，尸体就丢进处置室旁边的电气焚烧炉烧掉，烟从烟筒冒出，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臭味是闻得到的，油也滴在外面的马路上。剩下的骨灰在军官学校对面挖坑埋掉”。
“战争已经过去了50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把中国人称作‘马路大’呢？为什么让他们必须这样去死呢？那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把同我们一样的人的血榨干、杀掉，对这样的侵略行为至今没有明确的认罪、道歉。作为活着的人，至少有让大家都知道历史真实的义务。”(西里扶甬子：《南京荣字1644细菌部队罪行资料》)
原731航空班队员80岁的松本正一直接参与了多次细菌的飞机撒播。航空班班长是石井四郎的女婿增田美保，先后有8名飞行员参加细菌对中国的攻击。这些人后来或因飞机失事而死，或因感染了细菌而死，只有松本正一活了下来，并把战时的许多照片保留至今。他向法庭提供了一个多小时的证词。
从活体解剖、细菌制造到细菌攻击，几个亲历的老兵将一幅幅历史的场景复原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1931年到 1945年发生在中国的真实而黑暗的历史。没有这样的复原和讲述，谁能够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没有这场细菌战诉讼，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世间的大恶面对人性的审判？
这就是日本的两张脸，一张是谎言，一张是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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