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高油价，暴露了我国在能源节约、替代以及勘探、储备等多方面的弊端。解决这些问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打破石油垄断体制。

　　夏季能耗高峰的到来，使国际原油供求紧张形势进一步加剧，目前每桶价格仍徘徊在57～60美元左右，并曾几次突破60美元大关。

　　在居高不下的高油价面前，我国能源应对的软肋被击中。

　　节能无“抓手”，替代有问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认为，应对高油价，最主要的策略应该是节能和替代。

　　而这两方面恰恰是我们的软肋。目前我国的单位ＧＤＰ能耗已是日本的二十多倍，有专家测算，如果我国能达到日本目前的节能水平，那么我国的能源需求量今后60年内都不用新增。

　　以目前在我国能源结构中上升最快的汽车交通为例：我国汽车用油消费占整个成品油消费的1／3强，到2010年将达到2／3。有关研究显示，到2020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3亿～1．5亿辆，如果单车油耗减少1／3，也就是和目前日本、德国、意大利的油耗水平相当的话，就可以节油7000万吨。

　　“市场力量对实现节能潜力的贡献率只有20％。”石油大学陈勉教授指出，“节能问题政府应起主导作用，我国必须在生产、消费、技术等环节上采取征收燃油税等一系列政策，以确保节能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必然选择。”

　　在石油替代方面，同样面临很多问题。目前乙醇汽油、煤变油和甲醇汽油均在试验或推广之中。车用乙醇汽油是把变性燃料乙醇和汽油按一定比例混配形成的一种新型汽车燃料。目前全国有5个省共102万吨燃料乙醇生产能力，可调配1000万吨车用乙醇汽油。但中石化集团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的一份关于车用乙醇汽油试点期间政策和经济性分析报告显示，使用车用乙醇汽油是没有经济效益的。要保证车用乙醇汽油的顺利推广，必须有与之相应的财政、税收、补贴等政策。另外，由于消费观念、市场监管等方面存在问题，绝大多数车主不愿使用乙醇汽油。

　　“煤变油”是指以煤炭为原料制取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的技术。神华集团副总经理张玉卓介绍，以燃烧为主的煤炭利用方式已在我国造成了严重的酸雨、粉尘污染。“煤变油”技术的推广将大大缓解环境问题。目前神华集团已投资上百亿元人民币引进美国技术建设第一座“煤变油”企业，投产后将年转化百万吨以上的石油。缺点是技术虽好但耗资巨大，并非哪个企业都可尝试。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大力主张发展甲醇汽油，他认为，能够代替石油的产品首先要量大、成规模，其次原料要充分。最符合条件的应该是甲醇汽油。甲醇汽油来源于煤、天然气、焦炉气、煤层气以及氮化工企业。从技术测定看，以15％的比例将甲醇掺入汽油中燃烧，不用改造发动机，加注燃料不受地域限制。燃料甲醇调配成甲醇汽油后，每吨价格比汽油低200元至800元。但从甲醇汽油在山西的试点看，并未被广泛接受。

　　勘探投入少，储备很尴尬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油气处负责人介绍，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勘探区块3年后每个勘查年度最低勘查投入为每平方公里1万元。截至目前，我国已登记的石油勘探面积约400多万平方公里，多数已经达到3年期限，但三大石油公司的年度勘探投入却仅有200多亿元，这样的投入远远低于国际石油公司规模可比的情况，也远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义务工作量要求，这种情况不利于加快勘探工作的步伐，也是我国石油储量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

　　由于我国特殊的石油地质条件，重稠油、低渗透及小油田和尾矿等难采石油资源量占有相当大比重，专家评估这类石油资源约占全部石油资源的40％左右。开采这些难采储量成本较高，因此普遍存在“占而不采”的情况，造成资源闲置。

　　根据我国《石油天然气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为达到保障我国石油安全供应的最低要求，到2020年，油气行业需累计投资约3万亿元，年均约1800亿元，还不包括更加高昂的终端设施投资。以目前的体制，仅依靠三大石油公司难以满足总体的投资要求。

　　另据介绍，作为石油安全的另一重要砝码，我国国家石油储备，在目前油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也很难发挥作用。

　　垄断体制成为石油安全障碍

　　面对高油价，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应对是打破石油垄断体制。

　　经过1998年的改组和改制，我国石油工业表面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基本上仍未脱离原有国家石油公司垄断性经营的模式，不仅市场主体过于单一，区域垄断严重，而且还存在陆海分割和对外合作专营权垄断等问题。

　　石油业商会认为，目前的石油体制存在三大弊端：

　　一是不利于提高投资效率。随着国内资本市场逐步发育，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资本主体有实力参与石油勘探开发。

　　中信关注油气勘探开发已经有较长时间，2002年中信以大量持有皇朝能源股份的方式，通过皇朝能源以外资的身份进入了国内石油领域。目前，皇朝能源公司已经在大庆肇州油田和大港孔南油田进行了石油合作开发，而且在四川盆地开始进行天然气风险勘探。如果中信能直接进入国内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势必会降低成本。其他如亿阳能通等公司均存在类似情况。

　　在松辽、鄂尔多斯等盆地存在大量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的小公司，他们主要的目标是低品位等难采石油资源，不完全统计其石油年产量已达1000万吨以上。但由于小型石油公司无法获得矿权，大多以合资合营的方式存在，无法发展壮大，加上体制不畅和缺乏监管，也造成了诸如滥采等问题。

　　二是难以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按照加入ＷＴＯ的要求，我国成品油下游市场将更加对外开放。目前由于我国没有形成实质性的石油市场，在开展区域石油合作时，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在谋求区域石油中心的过程中也处于劣势。

　　石油工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仅开放下游市场而不开放上游勘探开发领域，多元化的下游投资主体（包括炼厂、经销商）就无法从市场上得到油源保证。

　　三是地质资料不共享导致较大浪费。在先进国家，地质资料等基础数据应该由国家统一掌握，并根据一定的程序向社会公开。我国目前体制下，三大公司之间资料都不共享，造成了相当多的重复工作。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有关负责人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工业体制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监管的前提下，美国和加拿大的上游石油工业采取完全市场化的做法，不仅其国内公司具有同等的勘探开发市场地位，对外国公司也按照国民待遇一视同仁。美国有大大小小石油公司4000家以上，加拿大也有几百家。

　　巴西1995年进行了石油体制改革，取消了ＰＥＴＲＯＢＲＡＳ独家垄断石油勘探开发的地位，强化了政府管理部门的建设，同时对私营资本和外国石油公司逐步开放了勘探开发业务。（记者常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