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编辑部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第二届盛会今天落幕。一如首届的情形，第二届盛会依然充满了热情和对未来的期许，惟一不同的是，举办地由珠三角核心区的粤港澳换成了千里之外的四川。

　　对于不太了解“9＋2”的人来说，一个名称里有“珠三角”的盛会由四川-这个距珠三角遥远的省份-来举办，可能会有点不太习惯。其实，抛开紧密的经贸往来不谈，单从地理角度，位于长江流域的四川从2200年前就与珠江流域联在了一起。产生联系的是修建于秦朝的运河-灵渠。

　　意味深长的是，一年多以前，广东党政代表团为泛珠合作到广西考察时，专门到灵渠参观。有观察者敏锐地注意到，站在“灵渠”刻石两边，两广领导人欣然牵手合影。这条短短30余公里的水道，使南中国成为一个联通的水运网络，成就了秦朝的统一大业。与灵渠打通长江、珠江两大水域不同的是，泛珠合作是“9＋2”的决策者们打通行政壁垒、共建南中国的宏大社会实践，是开启两大流域市场一体化的伟大进程。

　　在泛珠合作启动一年以后，我们有必要像重新认识灵渠一样，对中国这个最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合作行动有一个更深和更新的认识。

　　从两年多来的理论创新和现实运行来看，泛珠合作发掘出异质合作共赢的精髓，致力于市场文明在“9＋2”范围内的普及，日渐清晰地勾勒出了南中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图景，堪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大胆探索和实践。

　　种种事实表明，泛珠合作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更具有政治意义；它不仅仅面对的是区域经济的问题，更触碰到了中国发展的命题；它不仅仅以中国经济“超级引擎”的形态引人注目，更对亚太乃至国际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

　　泛珠合作是对“中国改革”这一伟大历史命题的自觉求解

　　泛珠合作表面上是经济行为，实际上求解的却是中国改革的历史命题。

　　按照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设想，中国的改革是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即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由富裕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共同发展。更明确的说法是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这两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先发展起来，中西部要顾全这个大局；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使出更多力量帮助中西部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从广东先行一步开始，东部沿海，从南到北，形成了包括广东在内的3个“发展极”，刻画了中国发展的标高，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并从中获益的伟大成就，邓小平擘划的改革第一步或者说“第一个大局”已经基本实现。从此，摆在人们面前的是更为艰难的第二步或“第二个大局”。

　　如何进一步落实邓小平的伟大战略构想？如何真正实践科学发展观，完成共同富裕、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

　　由中央政府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宏伟举措，是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战略选择；而囊括东中西部及港澳地区的泛珠合作，则是整个区域对改革新阶段的主动探索，是对发展新课题的自觉承担。

　　从泛珠合作启动一年多来看，他们的实践将可能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提供一个新的思路。而合作本身也将是“科学发展观”实践成果的组成部分。

　　泛珠合作是对“中国发展模式”这个饱受赞誉概念的大胆刷新

　　“9＋2”体系最大的特点，是既有广东、福建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也有江西、湖南、贵州、广西这样的中西部发展中省份，再加上香港、澳门这样的国际性城市，形成一个包含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经济合作体，这在国内独一无二。

　　对于这个体系来说，最关键的是“无障碍”的统一市场的建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湖南省长周伯华的话，实际上传达了“9＋2”地区的心声：在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9＋2”合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在市场条件下互惠互利，没有省界的区域概念，市场是统一的，产品是统一的，对外竞争是统一的，这就形成了区位的竞争优势。

　　这个目标的实现，将会大大解决粤港澳等发达地区的自然资源缺乏、发展空间狭小的问题。但是对于欠发达地区呢？一些人会担心，“无障碍”的统一大市场的实现，会使落后地区成为发达地区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发达地区占取的便宜更多，由此形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地区差距反而越拉越大。

　　这种顾虑，同国际上一度流行的“依附理论”相似。该理论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体系，会永远处于落后的地位，因为先进国家控制了贸易条件，并且依靠它们的跨国公司强迫落后国家进行“不均衡发展”。然而，这个理论被东亚经济的发展实例所推翻，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它们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刻意地把自己与外国的市场和资本联系起来，积极融入国际经济，结果获得了腾飞。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的大趋势，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利大于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毅然加入了WTO。

　　与此类似，区域经济内大规模的经贸往来，将会使后发地区获得发展的机会。相对于发达地区，落后区域拥有后发优势，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其充满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被国际经济学界归纳为“中国发展模式”。

　　从这点来说，包含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泛珠合作，完全有可能创造出实现“两个大局”战略的新模式。

　　一般地，东部带动西部多是采取对口帮扶的方式，主要是一种行政行为，是给予与接受的关系。这种方式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区差距的问题。泛珠合作则实现了一种“质的飞跃”，它把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捆绑” 在一起，在一体化的经济互动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可能途径。

　　这种混合型的区域发展形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在区域内外实行自由贸易，势将突破“东部-中部-西部”梯度依次发展的模式，使那些有资源禀赋和市场优势的地区克服区位劣势，水涨船高，乃至后来居上。泛珠合作，将进一步丰富“中国发展模式”的深刻内涵。

　　泛珠合作是对“中国和平崛起”这一宏大构想的有益探索刷新

　　泛珠合作的影响不仅仅在国内，还体现在国际经济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在2010年启动，泛珠三角恰好处在核心区域，地缘优势突出，这给泛珠三角内外双向开放拓展提供了机遇。

　　在“9＋2”体系中，这个“2”代表的是香港、澳门，这两个极之自由的经济体，使得泛珠合作一开始就具有了国际视野。而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泛珠合作的实践，还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生动注脚。

　　基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中国向世界宣布了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有人质疑和平崛起，是因为从历史来看，许多国家都是靠对外扩张和掠夺的方式获取资源、抢占市场而成为强国的，比如殖民地时代的英国、二战之前的日本等。这些人会问：对于经济飞速发展的庞大的中国，靠什么获得崛起所需的足够资源呢？

　　泛珠合作的实践，也许可以缩影似的回答这个问题。当初香港经济在高速发展后遇到发展空间小、生产成本高时，制造业就转向广东，本地产业升级，发展高科技和服务业。现在广东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同时在能源和自然资源等方面受到了比较大的制约。泛珠合作以市场为纽带，这就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平等互利地实现了产业转移和资源互补，彼此扩展了发展空间和获得了发展所需的资源。

　　这表明，如果有一个比较完备的自由流通的市场存在，当一个地方的崛起遇到瓶颈时，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互利的方式获得解决。香港特区与广东是如此，一个省和另一个省也可以如此，国与国何尝不能如此？

　　因此，泛珠合作的探索，不仅对于中国的崛起，而且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合作和发展，都可能提供值得重视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