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沪记者 朱红军

　　如何正名

　　丁学金的慈爱医院，如果不是真实意义上的第一家，也至少是个稀有品。

　　但这一稀有，并没有在业内得到认可，宁波同和医院院长吴忠孝亦认为，因为国家政策对于慈善医院并无明晰的资格规定，很多民营医院竞相以慈善作为幌子，行赢利之实。他甚至列举了宁波的几家民营诊疗机构，在最初的慈善炒作后归于沉寂的实例。

　　“而一家民营医院想干点慈善的事，和纯粹的慈善医院，这是两个概念。”这是中国医疗投资营运网CEO刘腾蛟先生的观点，他指出，相比国外教会或基金支持下的慈善医院而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慈善医院还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慈善医院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建立在稳定可持续的公益基金基础之上，不以赢利为目标；二是有透明并且可持续的管理运营为保障。

　　对比这两点，“很显然，慈爱医院都不具备。”他认为，“慈爱医院更像是力求善行的理想主义者，明明能力不及，却非要慈善医院的名，结果为名所累。”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总会了解到，民营慈善医院在我国还是个“新概念”，法律对其组织形式、慈善比例以及相关规范等没有规定。

　　如何定义、管理、监督慈善性质的民营医院，相关的政策空白还需及时填补，这让最直接的命名都充满悬念。

　　生存的基础在哪里？

　　如果排除对于动机的揣测，目前的情况下，个人或民营介入慈善医疗是否具备可行性？

　　上海博爱医院医务科的蒋主任以“注定失败”来预示慈爱医院的结局，他认为，民营医院介入慈善医疗，从社会分工上来说，存在错位。

　　“民营医院较之公立医院而言，技术、人才资源都不足以抗衡，只能以服务和特色争取客源，这是公认的事实。如果想以高质量的服务求生，针对人群就不可能是穷人，而是经济实力雄厚的高端人群。如果拼特色，许多治疗区域对民营医院还是有诸多限制，比如计划生育、生殖系统疾病等，取得这些行医资格是个漫长的过程。”

　　更为关键的是，以所有制为划分标准的资源分配格局则是民营医院介入慈善医疗无法突围的屏障。

　　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主任陈家应教授具体分析道，从资金保障来说，慈善医院的善款来源一般分三个部分，社会捐赠、政府补贴及业务收入。

　　社会捐赠方面，根据公益事业法，个人和民营机构不能随意接受社会捐款；政府补贴方面，国家财政主要用于通过民政部门实行的医疗救助基金的建立，但这笔基金主要用于需方补偿，即直接面对病人，各级医疗机构从这笔救助金里难以直接获益，民营医院尤甚。救助基金之外，政府财政也会用一部分于供方补偿，但用途集中于公共卫生体系、疾病控防、卫生监督、妇幼保健等公共项目，民营医院不可能成为补偿对象。

　　“民营资本介入慈善事业，既无社会捐赠的可能性，亦无政府补贴的可能性，以一己之力，怎么能不倒闭？”陈家应教授如是总结。

　　现状之需

　　宁波同和医院吴忠孝院长认为，因为政府政策资源倾斜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在社会慈善方面既无义务也无责任。

　　基于此，目前中国的慈善医院多为各级民政部门支持下的公立医院，比如广州慈善医院、上海浦东慈善医院，大多为一个实体，两块牌子，即赋予原有公立医院以慈善救助的职责。

　　救助的方式主要采取需方补偿的方式，即国家与地方各级政府均设置专项的医疗救助基金，直接补贴给特困的求医者。就医者凭借政府审核发放的慈善医疗卡，到指定的医院就诊，享受额度不一的医疗费用减免。

　　自2000年开始，这一模式在全国陆续开展，各地民政部门竞相效仿，纷纷设立慈善公立医院。“但实际的情形是，许多地方的救助基金并没有落实到位。”陈教授曾经接触的一些公立医院每年背着数百万的医疗救助负担。

　　且由于区域分割，流动人口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救助尚存空白点，农村的医疗救助许多地区还未完全到位。还有譬如肿瘤疾病等大病救助补贴，除了在上海、广州、北京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已设立外，大部分地方政府财政难以承受。“ 这些都是单一的政府投入所力所不逮的。”陈教授说。

　　基于此，陈家应教授认为，政府之外，吸纳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医疗慈善事业应是大势所趋。

　　众人拾柴火焰高

　　“多元化应体现在慈善事业的各个方面，包括慈善组织机构的多元化、慈善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慈善资金筹集方式的多元化等诸多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杨方方博士亦积极呼吁慈善事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慈善事业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复杂多样，用单一的思路、统一的形式是难以满足各种慈善需求的。”

　　民政部一官员曾告诉媒体记者，国家目前正在开展和完善慈善医疗援助，需要健全和创新慈善组织形式，当然也希望民间参与，但是如何参与还是个问题，目前缺少相应的指导性法律法规。

　　陈家应教授呼吁，打破政府资源以所有制为划分标准的分配格局，使之在慈善事业义务与责任的起点上共处公平，并尽快出台民营机构介入医疗慈善事业的指导性政策。

　　慈善医疗的发展当然还取决于整个慈善事业的环境，陈家应教授还主张，实行免税优惠等种种鼓励性政策，调动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的积极性，以培育稳定可持续的慈善基金。

　　而这个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必须透明化。中国医疗投资营运网CEO刘腾蛟先生认为，像慈爱医院这样的所谓民营慈善医院带有极强的个人理想主义色彩，慈善行为的效果完全建立在个人的道德良心基础上，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慈善医院模式。

　　“需要改变慈善就是和盘托出的献身观念，无论是医院还是个人，慈善基金或实体也需要高效率的管理运营。”刘腾蛟说。

　　台北医学大学管理发展中心执行长陈俊贤告诉本报记者，在台北，许多慈善基金支持下的纪念医院，也都是在高效率的运营之下，资产的增值不参与分红，而是继续投入到慈善事业。

　　“只有内外兼修，民营力量介入慈善事业才有可能，才能可持续性发展。”刘腾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