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上海慈爱医院院长办公室，瘦削的丁学金按时服下三种药丸，以维持脑溢血初愈的大脑。

　　这位自1980年代以来被媒体誉为慈善家的肿瘤医生，在2005年初，倾家荡产创办了这家医院，他的理想是将其打造成中国首家民营慈善医院。他今年62岁。

　　名片显示，院长之外，他的另一身份是中国红十字博爱肿瘤防治服务中心主任。这是中国红十字报刊社资助成立的民间慈善组织，成立于1992年。

　　“我所要做的就是把红十字的博爱、慈善精神，落实再向全国推广。”面对记者，丁学金的慈善演讲激情开场，滔滔不绝。

　　一块写着“为贫困病人雪中送炭”的招牌，几易其地，终于被请到了背对接待总台的侧墙上。而半年前，它则显赫地摆在大堂中央。

　　眼前的这栋五层小楼，本是附近真新新村街道的养老院，半年前，丁学金租下了其中的两层，再在一楼扩建了一排房间，便有了门诊加病房的雏形。“上海慈爱医院”的灯牌横架在门口大门之上，字是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佩云题写的。

　　一张巨幅的中央领导接见照片被显眼地挂在墙上，采访间隙，丁学金不时起身擦拭抚摸。

　　这些天，记者接踵而来，上海一位记者采访之后，写丁学金在“近乎偏执地施行慈善”。

　　2005年2月，上海慈爱医院携“中国首家民营慈善医院”的名号开门问诊以来，就陷入了持续亏损状态，四个月过后，亏损已达四十万元。

　　院长的慈善毕竟不是医院的共识。在院长转身离开的时候，一位医生望着他的背影，神情复杂。他悄声抱怨工资比合同上少了，“因为慈善，拖了大家的后腿”。他现在“因为薪水太少，不得不舍公交而步行回家。”

　　为了不失信于那些尚在坚守的职工，丁学金主动为他们安排上班日程表，“这里的工资是固定的，那就尽量让人家多点空闲，好去挣点其他收入”。更多的医生，他则劝人改为兼职，“只要随叫随到就行”。

　　每一个病人出院，丁学金都会为着账单上的数目，几元、几十元地与财务人员商量，像是菜场讨价还价。每天下班前，他都会惦记着门诊病房是不是已经关了空调，实在不放心就拎着一串钥匙上门查看。

　　他原来的家，被换成了投资全砸进了医院，现时居住在一间临时租借的屋子里。每天下班，他曾经收养的一个孤儿，骑着电瓶车载他回家，是为专车接送。“我应该是上海最摆不起架子的医院院长了。”丁学金自嘲道。

　　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曲折却给出不同的评价：“丁大夫以人为本，博爱为怀，一心为肿瘤病人和未康复的穷人服务，堪称慈善家！”

　　丁学金的一位好友苦笑着评论他：“积德行善这想法当然很好而且可以说高尚，可这词儿太陈旧，好似从箱底翻出来的衣服——一股樟脑丸的味儿。”

　　2005年2月，上海慈爱医院的开业典礼上，丁学金没搞剪彩，没办酒席，而是办了一个大型的开放义诊。

　　丁学金笃信自己在病人心中的口碑，他反感一些民营医院漫天飞的虚假广告，一如既往地相信，好医院是口耳相传的，不需要宣传。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慈善的定位可以显示良好的医德医风，从而增添对普通病人的吸引力。在医院正常赢利的情况下，以产生的利润设立专项慈善基金，用于救助贫困病人，二者互为循环。这被他称为“以病养病”的慈善模式。

　　但始料未及的是“慕名而来的尽是付不出药费的贫困病人，有钱的病人反而不来了”。

　　门诊部的一位医生，对记者归纳，来此就诊的病人，一是外地的穷人，一是本地打工者，三分之二的求医者要求减免费用。“医院慈善的名号一出，人全到这里了，有的身上只揣了20块钱就来看病，发现钱不够，就指着‘为贫困病人雪中送炭’的招牌说，我就是贫困病人啊，我没钱。”

　　真正穷困的病人，走投无路时，更会摸到这个偏僻的角落来，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遭遇，慈爱医院背着这个慈善之名，不敢轻易撵人出门，“正在创口碑的时候，可不能出一点差错。”

　　5月中旬，一份报纸指责慈爱医院“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让丁学金耿耿于怀了好一阵子。

　　而能让医院挣钱的普通病人却很少光顾。因为不是医保定点医院，病人来此看病就意味着不能享受政府的医保和救助补贴而完全自掏腰包，应者寥寥。甚至一楼之内养老院的老人也都舍近求远，去公立医院看病。

　　与医院共处一楼的养老院一位阿姨戏称这里是“上海最安静的医院”。7月18日当天开出的处方才十余张，药品总额不过千元，这据说还是较好的情形，“最差的时候，一天只接过一张处方。”一位药剂师坦言。

　　7月20日，记者第二次拜访时，慈爱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正在讨论该到哪里派发广告单。广告单是刚刚印好的，不算精美，慈善救助的内容并没有出现在医院简介里，突出的是“肿瘤治疗”的特色，还有整整一页留给了新开展的体检项目，面向广大企业和个人。

　　这天下午，一个浙江舟山的病人出院了。财务科的职工上来请示，丁学金面露难色，终于挥了挥手，签了字，嘀咕着 “算了，算了”。十分钟后，病人家属面带笑容地进来告别，抢步跟他握手，“丁院长，您是好人啊。”丁学金若无其事地送她出门，末了对记者苦笑，“其实他们根本不算什么特困家庭，也没什么证明，可我这人就是经不住求。”

　　然后他又开始畅谈自己的慈善理想，列数自己的慈善史，他的眼睛里闪着兴奋莫名的光。

　　7月24日，记者第三次拜访。未及与记者面晤，在送完两位据说是讨债的客人后，丁学金晕倒在了办公室里。医护人员手忙脚乱之时，他挣扎着用笔在纸上给自己开出药方，然后被接上氧气，推进了急诊病房。

　　这个下午，他成了自己病房里惟一接诊的病人。 本报驻沪记者 朱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