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薛暮桥与世长辞的消息震动了经济学界。

　　鉴往知来。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薛老甘冒政治风险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为后来实现市场经济的先声。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火种的播撒者。

　　播撒市场经济火种

　　2005年3月24日，百岁高龄的薛暮桥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薛暮桥是四位获奖经济学家之中年纪最长的。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说，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年事已高的薛暮桥像一个“领军人物”，依然活跃在经济改革前沿，为推进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发挥个体私营经济作用等献言献策。

　　1979年以后，薛暮桥从理论上、政策上倡导市场经济改革，并且是一贯的。“他在解放初期一直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搞计划经济，他从实践经验感觉到计划体制有很多弊端，有必要引入市场机制，搞活我们的经济。他既是经济学家，又是老资格的财经领导人，观点影响比较大，对于提出市场经济改革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张卓元说。

　　他是最早在理论界提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经济学家。他从实践中体会到，如果不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中国的就业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80年代初期就业问题比较突出以后，他再三提出要让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有一点资本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对薛老的评价代表了新一代年轻学者的看法：“薛老今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杰出贡献奖，应该被看作是中国经济学界对那一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者的致敬！正是这些人，曾不畏艰辛地播撒市场经济火种，那是何等的珍贵！”

　　倡建经济决策咨询机构

　　薛暮桥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巨大贡献始于改革开放之初。

　　在他担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这四五年时间里，为国家经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政策建议。

　　1979年，薛暮桥发表了系统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正确发展方针的启蒙教材。针对当时城乡存在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的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劳动力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观点。

　　1980年春夏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了历时两个多月的“双周”座谈会，其目的是为党的十二大召开提供经济决策意见。

　　“当时许多知名专家都参加了，在一系列座谈中，许多专家共识，我国经济的重大失误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决策是”领导拍脑袋“，缺乏决策前的科学论证和民主共识。我记得薛老等几位老同志，向中央提出了组建经济决策咨询机构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完全采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陆百甫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在薛老领导下工作，亲身经历了薛老针对当时经济大变动而提出许多重要经济思想和政策建议的过程。

　　1980年8月7日中央正式批文，9月初正式组建了以薛暮桥为中心总干事的领导班子，同国务院体改办合署办公。

　　“当时薛老提出，中心的任务是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在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决策之前，先组织专家论证，再把各种意见上报中央，并提出建议。中心组建后，薛老组织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座谈，为中央许多决策的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当时中央和国务院许多需要决策的命题，都批请薛老主持讨论，提出意见。使中央决策与经济理论界的咨询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机制。这是我国高层决策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性进展。”陆百甫说。

　　力主金融体制改革

　　薛暮桥在组织领导研究中心工作中，针对当时我国经济上遇到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对我国经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推进发挥了重大作用。

　　1980年9月，党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薛暮桥作《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在起草发言时，薛暮桥等领导第一次提出了把改革目标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建议，这为我国市场取向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薛老对于如何摆脱当时经济困难也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薛暮桥提出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比例失调，加快发展轻工业、农业，扩大商业经营许可，增加小商小贩，以及发展第三产业，增加青年就业等重要建议，甚至，薛老还亲自去过“大碗茶”经营摊点调研。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出现价格市场化，引发了全国性争论。薛暮桥最早提出关于“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思想。薛暮桥明确指出，要坚持改革，只要适度控制货币发行，价格逐步放开不会有大的风险。薛暮桥这个思想的传播，为我国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提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陆百甫认为，“关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改变大一统的金融制度，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也是薛老这一阶段一大思想亮点。薛老主张中国人民银行专司中央银行职能，把信贷业务分离出来，另建中国工商银行的思想，并同银行界专家一起，共同研订了改革方案，为中央所采纳。这一决策，为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并为以后金融体系的多层次、多元化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