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王珍

　　嘉宾：徐辉（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副教授）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主任)

　　记者：自中美双边关系正常化以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中美之间已经搭建起层次丰富、跨越各种领域的磋商和合作机制，两国政府间协议超过30多项。为什么还要建立战略对话这样一种沟通机制？

　　陈东晓：建立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设想最初由中方提出。胡锦涛主席去年11月出席在智利举行的APEC会议期间与布什总统会晤，就“保持中美高层交流，加强两国战略对话”提出四点建议，得到布什总统的积极回应。随后戴秉国副外长访美，就落实两国首脑会晤精神与美方达成初步共识。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期间，两国政府最终确定建立定期战略对话机制。

　　战略对话机制的建立反映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美双边关系的内容日趋丰富，多边成分日益增多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中美在国际合作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一系列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上，在包括推动六方会谈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和建立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在内的地区安全秩序上的互动密切，合作加强。中美在改善国际经济秩序，维护国际金融、能源市场的稳定和安全，以及在推进联合国改革等全球安全秩序问题上也在不断开展对话和协调。中美之间在多边性和全球性问题上频繁互动，利益和政策的交织和碰撞也在加剧，势必要求双方在以往功能性问题磋商对话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宏观视角和战略高度，探索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秩序变化的思路和对策，协调两国在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相互政策。在短时间内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显示中美两国政府对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影响和全局性意义的共识扩大。

　　战略对话机制的创立体现了中美为稳定双边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拓展双边关系发展空间的政策需要。当前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两重性日益突出，在双边各项合作加深的同时，竞争和摩擦也同步提高。中美之间更深沉的政治疑虑仍很强烈，战略互信仍然脆弱。从中美两国各自的战略动向，特别是美国的当前战略目标看，中美之间改善关系仍有相当空间。但如果中美之间缺乏对双边关系发展的中长期的战略定位和远景规划，无疑将为双边关系埋下重大隐患。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当两国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具有客观和符合实际的认识，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清晰的战略定位，才能保持双边关系健康稳定。

　　记者：我们注意到，对于此次战略对话，美方坚持用“全球对话”冠名，以区别其与盟国之间的“战略”对话。战略对话机制对中美双方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

　　陈东晓：机制性的高层战略性对话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各主要大国为发展和协调大国关系及相互政策，纷纷搭建战略对话平台。除了传统盟友之间，如美日、美澳、美欧等，非盟友之间的对话也在加强，如中印、中俄等。如今的高级别战略对话事实上已开始超越传统“军事同盟对话”的范畴。因此，尽管美国坚持用“全球对话”，但是从对话机制的级别和内涵而言，中美战略对话无疑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

　　中美开启高级别全球对话机制，标志着中美关系机制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美之间开启的高级别战略对话，是就双方核心利益和现实关切，展开增信释疑、求同化异的新型战略对话，无疑对实现两国共生共处、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记者：作为一种新的沟通渠道，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将涉及哪几个层次的问题？

　　徐辉：中美战略对话的内容将不仅包括双边问题，还将涉及地区和全球问题，涵盖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个领域。双方对对话的预期和议题很可能会有些差别。我认为，从双边的政治和安全角度看，至少应该涵盖下面5个层次的问题。

　　问题一，作为一个正在复兴的大国和现实的唯一超级大国，中美两国如何走出历史上的所谓“领导者”和“挑战者”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悲剧，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为此，有必要界定两国未来关系发展的努力方向———“伙伴而非敌人”，并通过共同努力，使其成为正面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问题二，各自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边缘利益以及各自的主要关切是什么？只有明确了这些问题，才可以进一步明确，双方应该在哪些问题或领域必须尊重对方的利益，在哪些问题上可以通过把蛋糕做大的模式合作解决共同的关切，在哪些问题上可以通过双方可以接受的其他合作方式予以解决。

　　问题三，双方如何通过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并逐步建立信任，改善各自的心理意象和缩小认知差距？具体来说，就是要设法改变经常出现的“敌人”意象和避免对对方某些行为的错误解读，促使双边关系向健康成熟的方向发展。

　　问题四，在哪些领域和层次上的合作可以机制化、制度化，从而巩固合作成果？比方说，能否在六方会谈模式基础上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

　　问题五，应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意外事故或突发危机事件影响战略对话进程或改变双边关系发展方向，从而避免发生重大危机事件？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建立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机制，防止平时和危机时错误解读对方的行为。

　　记者：作为国际关系中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一种方式，战略对话的目的之一是对话双方坦陈彼此的意见、交换彼此的立场。那么，作为对话的一方，您认为中方在战略对话中会向美方传递哪些信息？

　　徐辉：在战略对话中，中方应至少向美国政府及美国人民传递下面三个重要信息。第一，如同中国经济发展一样，中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走的也是一条不同于以往历史的道路。从中国开放之后的发展变化来看，不仅没有对世界构成威胁，反而加强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的合作。至少有三个论据来支持这一点。一个是中国正在融入世界体系，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这从客观上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大大增加。其二，改革开放、经济增长以及和平解决边界问题逐步使中国人民感受到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好处，恢复了应有的自信和自尊，这一变化对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三，从各方面来看，中国的变化对美国人民的影响越来越积极，如在反恐、防扩散和经济领域。还应看到，在中国力量增长的同时，美国的力量也在增长而不是原地踏步，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因此，实事求是地讲，这是一种“双赢”的结局，证明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两国没有理由人为地改变这种“双赢”的发展态势。

　　其次，在对待“台独”问题上，应该进一步明确告诉美国人民：我们目前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为了“慑止台独”，而不是“先发制人”。我们的政策是致力于和平统一，美国的政治人物不要向“台独”发出错误信号，中美两国应该合作遏制“台独”，防止“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不可承受的代价。

　　第三，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影响力的增强是中国奉行“和平与发展”政策的自然结果。中国不仅无意与美国对抗和排挤美国在亚洲的影响，而且可以在诸多领域与美国合作，为地区和世界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和平、稳定、发展。

　　简言之，在战略对话中要传递这样的信息，即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不是错误的道路。美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守成大国”，中国也不是所谓的“挑战者”。因此，不能根据过时的理论和简单的历史类比来看待新时代的中美关系，防止被“冲突不可避免论”所误导。中国的安全战略是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不是寻求向外扩张和主导权。因此，中美两国应该能够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为了共同的利益和未来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