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管理三大难题始终存在

　　甄别难、管理难、协助接回难，救助管理实施两年后，深圳市救助站站长呼吁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两年前的今天，深圳银湖一大门外悄然挂上了新牌———深圳市救助管理站。此前两月，因为孙志刚在广州收容所里非正常死亡，催生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诞生。两年过去了，人们的视线开始慢慢淡出救助站，在拆掉铁丝网，敞开大门后，救助站也慢慢习惯了安静。这个挂着花园式单位牌子的区域里，分为成人区和儿童区，目前暂住百余人。

　　这就是转型两年后的救助站，不再承担收容遣送的任务，却要面对更多的人性化管理，尺度如何把握，心态如何调整，人性化和制度化的契合与矛盾堆积在这里，艰难前行的有成功也有困惑。在救助站成立两周年之际，我们走近这群从收容转向救助的工作人员，期望能管中窥豹梳理救助站的前生今世，让人们更加了解救助制度变革的进程。

　　前生之事

　　存在41年的深圳收容所寿终正寝

　　上世纪70年代，当时建在宝安的收容所主要收容遣送偷渡外逃人员，收容所里平均每天人流量上千“1962年，宝安刚建收容所时我还在公安局工作”近日，记者辗转找到了目前健在的深圳市最早的收容所所长章议林(应本人意愿化名)，章议林从1971年起任宝安收容所所长，如今已经82岁。章老说：“当年全国各地的人都从深圳偷渡到香港，收容所的主要任务就是收容遣送偷渡人员。”

　　上世纪六十年代收容所刚刚成立时，深圳还叫宝安县，只是一个并不闻名的小渔村，据章老回忆，当时收容站就设在现在的中民时代广场，几间旧砖房，隔成七八个小收容仓，每个仓里可容纳三四十人。60年代主要收容乞讨人员。章老回忆，到了上世纪70年代，内地边防线上青壮年偷渡香港成风。“偷渡的人太多，地荒着没人种，政府想尽办法阻止人员外逃。”在这种形势下，收容所主要收容遣送外逃人员。章老说，到了70年代末，一年的被收容遣送者就达到25万人。“我去的时候，收容所只有30多个工作人员，”章老回忆说，那时收容所里平均每天滞留1000人，最多时达到3000人。章议林和工作人员常年都在超负荷工作。“当时厕所是建在收容仓里的，一百多平方的收容仓里挤了一百多人，没有地方洗澡，”章议林说，被收容的人想打架都没地方，里面太挤了。一天吃两顿饭，标准是几毛钱。通常这些人都会被迅速分流转移，属于宝安本地的就安排其回家，外地的就转送广州或樟木头再转送回内地。

　　章老说，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收容所移交给民政部门管理。80年代到90年代，收容所的功能逐渐向收容盲流转变。再到后来收容所开始充斥着三无人员。直到2003年孙志刚的死才促使这项制度被火速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救助管理制度。

　　2003年6月24日，深圳市收容遣送站摘牌。存在了41年的深圳收容所在这一天正式寿终正寝。

　　今世之变

　　从收容到救助 需克服困难调整心态

　　救助制度实施后，许多工作人员面对转变有心理落差，救助站里挂上了“出气”沙袋，救助流浪儿童问题随之凸显在深圳市救助管理站的老员工，56岁的老钟眼中，从2003年8月1日开始，他们的工作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那天开始，《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深圳市收容遣送站更名为深圳市救助管理站。

　　原收容遣送站的5个部门中，除了办公室，另外4个部门全部进行了大调整。变化最大的无疑是看守队，收容人员住的监仓都改为宿舍了，看守队也被正式改为接待科，严肃的看守必须变成笑容满面的服务接待。

　　从1979年到深圳收容站工作以来，老钟在车辆管理科当了25年司机，转为救助管理后，老钟和另外4个司机被安排到了救助科卫生组，负责卫生工作。从司机变成卫生员，老钟当然会有看法。2年后的老钟已经非常清楚自己工作变化的背景了：“救助站已经从原来的管理教育单位变成了服务教育单位。”老钟说，经过两年的摸索，现在职工的思想基本上转变过来了。

　　这两年来，老钟感觉不是很好。“政府部门应该重视才是，我感觉在有些人眼里这个单位可有可无。”而最实际的待遇方面，“以前站里的费用实报实销，卫生费、加班费都有，现在就没有了。”

　　老钟的埋怨，深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唐荣生是知道的。回忆救助管理两周年，他说，最担心的就是他的职工们。

　　刚转变时说搞居家模式，大家以为很好管理。但渐渐发现被救助的人心态不一，有各种要求，救助站满足不了就有意见，有的人情绪波动大，对社会有看法就发泄到工作人员身上，故意寻衅闹事。

　　救助站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工作人员对于救助人员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除非受到生命威胁。因此，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被欺负惨了”，唐荣生自己都被打过。

　　为此，唐荣生想尽办法为职工减压，发点茶叶、办公室装空调、在节假日搞些文艺活动等等，他还在站里的职工俱乐部挂了一个沙袋，让工作人员有气了就去打沙袋发泄。去年，站里还专门搞了救助工作人员心理辅导培训，成了全国第一个。

　　专门负责儿童区卫生的老钟说他没想到“带孩子”的工作是那么复杂。救助站平均每天有100个孩子，有80%以上是因为偷和抢被有关部门送到救助站的，这些在社会上流浪多时的孩子“像水牛犁田一样难教”。叫洗澡不洗澡、叫在厕所大便非要拉在草里、剩饭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倒在地上……

　　救助管理实施两年来，唐荣生最大的感慨就是流浪儿童问题的凸显。收容遣送时，孩子少，混在大人里面一块遣送走，交给协作站就可以了。现在流浪儿童所占比例大大增加，很多地方成立了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将孩子和成人严格分区，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实施救助管理后，救助站第一次被称作“临时监护人”，担负起了家长的责任，但关于儿童救助的法律法规，目前是缺失的。

　　唐荣生说，该采取什么措施真正负起一个“家长”的责任？深圳市救助站做了一系列的尝试，，但他依然感到很迷茫：“说到底，还是需要政府、社会的关注。”

　　未来之困

　　一个末代站长的新生与困惑

　　一些困惑开始浮出水面，甄别难、管理难、协助接回难仍然是影响着救助工作正常开展的三个老大难问题

　　唐荣生站长既是末代收容站站长，也是首任救助站站长。他说：“我见证了收容遣散的结束和救助管理的开始。”

　　对于个人来说，收容转变救助，唐荣生的灵魂得到了解脱。转变之前，每天早上，收容站里就回荡着前来领人者的凄厉叫声，让站在窗前的唐荣生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站里和途中的安全问题是每天都悬在他心头的两块大石头。他说：“其实我们一直坐在火山口，孙志刚事件并非偶然，因为这种管人的方式本身就不科学。”

　　但是转变了两年之后，回过头来仔细思考，一些困惑开始浮出水面。除了工作人员的心理和儿童救助问题外，甄别难、管理难、协助接回难仍然是影响着救助工作正常开展的三个老大难问题。

　　在救助管理实施后不久，这些问题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直到现在还依然存在。唐荣生说，救助管理是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项政策，两年来救助了8000多人，大多数是困难人士。但社会解决不了的一些人员也被引导、护送、遗弃在救助站门口，让救助站无所适从。收容遣送时深圳站没死过人，改为救助管理后反而病死了七八个人，他们遭家庭遗弃进来时就已病危。唐荣生说，收容与救助，区别在于一个强制，一个自愿。相对于社会的复杂程度，救助管理办法还需要相关配套政策。

　　谈起救助管理实行两年，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说，救助办法出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讲，应该有相应的配套管理办法出台。因此，深圳也应该启动对设立禁讨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给救助站救助需要帮助的人打下更坚实的后盾。记者任笑一 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