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3日电(黄明、杨庆民、唐国和)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在加紧对国民政府政治诱降的同时以主要力量继续进攻我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在华北，企图通过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摧毁各抗日根据地。

　　从1940年8月20日开始，八路军共105个团20余万人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役，整个战役持续三个半月，分三个阶段。由于有上百个团参加，在发表战报时称为“百团大战”。这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

　　对于这场大战，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写道：“……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敌人所有的煤矿、电厂、铁路、桥梁、公路车辆和电讯都遭到破坏。”

　　曾亲历过百团大战的健在者们的回忆，将我们带入了那惊心动魄的战场。

　　83岁的查振海，在战场上负过24次伤，百团大战时任侦察排长。谈起百团大战中的侦察工作，他说：“我们打仗的那个地方，现在叫安阳，是好多部队沿铁路线一起打的。我们侦察员经常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带上劳动的工具，化装成平民，还要学当地人的口音，才能及时摸到敌人的情况。敌人也侦察我们的情况。一些汉奸经常到我们部队驻地卖咸菜、卖臭豆腐，都是帮日军干事的。”

　　“在一次侦察任务中，我的小腿中弹。卫生队的人说，把腿锯了吧，里面化脓了，往外流黑水，整个左小腿烂空了，一个拳头都能伸进去。我不愿意锯腿，领导也不同意我锯腿，主张开刀取弹片，但当时卫生队没有麻药，只好先拖着。后来部队南下大别山，在一场战斗中，我伤口的上边又受伤了，那时候有药了，才把弹片取出来了。”

　　查振海说：“打仗的时候，侦察员都在前面给部队带路。百团大战的一次战斗中，我给一个连队带路。这个连担任主攻，连长外号叫‘小钢炮’，是四川人，名字记不得了。一天夜里10点多，我们出发了。别的部队从其他方向走。虽然看不见路，但地形我都侦察熟了，也没有用火把照明。不能从路口走，路口都是敌人。”

　　“我们要攻打的那个村子有几百号日本鬼子兵，加上伪军有1000多人。伪军特不能打仗，都是跟着日本兵当炮灰的。”

　　“我跟着连队一起从村北进去了。进去以后，连队伤人就不少了。这个连是主攻，有100多人，特别能打仗。当时，我们进村子的时候不能直接进，也不是翻墙，而是遇到低的地方就跳进去，遇到高的地方就掏洞进去，日本兵顶不住了，边打边往后退。我们的兄弟部队分别从东边、西边进去。前面先进去了一个班以后，后面的部队就跟着都进去了。”

　　“日本兵退到了一个洼地里，就在走不动的伤员和死掉的人身上倒上汽油烧了，因为他们弄不走。当时我听见，还没断气的日本兵被烧得哇哇乱叫。”

　　“有一部分日本兵逃跑到另一个村，当地老百姓就报告部队，把他们捉住了。我们的敌工组织把这些日本人教育了以后，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在前面喊话。其他跑出来的日本兵，有被零零星星打死的，有被捉住的，一共几百人基本上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已经91岁高龄的杨德迁，百团大战时在吕梁军区第八分区四团一营担任教导员。他说：“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是从8月20日到9月20日，主要是破袭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我们在公路上堆大石头、埋地雷、挖沟、打埋伏，用钳子铰断电线。刚开始没有经验，只是把电线铰断，但第二天发现敌人又抢修好了。后来吸取教训，不仅把电线铰断，还把木头的电线杆砍断。”

　　杨德迁说：“第二阶段是从9月20日到10月上旬。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战斗是我们在破袭太汾公路时，打毁了敌人的一辆汽车。”

　　“那天天一黑，我们一营的三个连就悄悄地出发了。怕敌人发现，不仅不能用火把，连声音也不敢出，周围大约四五公里就有敌人的一个据点，而且那时候也没有点火的条件。我当时是带领一营三连的战士在铰敌人的电线。突然，敌人来了3辆汽车，远远的车灯照过来，战士们说，敌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战士和民工往两边分散，留下部分人伏击，结果打毁了一辆汽车，10多个敌人死了三四个，其余的逃跑了，另外两辆汽车也跑了。”

　　“那时候，战士都没有见过汽车，谁也不会开，弄不回去。等敌人跑后，大家就用刺刀刺轮胎，用枪托砸车厢。后来大家总结了经验，缴获汽车后如果运不回来，先把挡风玻璃破坏，再把轮胎卸下来，如果有工具，就从汽车上卸一些有用的零件，这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百团大战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支(挺)，而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万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