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5年联合国开始缓慢启动它应有的改革至今，10年过去了，所见成效甚微。

　　改变现有安理会组成结构只是这个庞大改革中的一部分，但它受到的关注却超过改革的其他任何方面。这尤其显示出联合国改革的应有之义出现了偏差。

　　  为了改革，联合国大会在1993年底和1994年初建立了五个工作组，负责财政、安理会改革、和平与安全、发展及总体加强联合国能力五个方面。在后冷战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局势，许多观察家认为联合国会发挥一个比原来大得多的作用，然而他们的预测完全错了。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联合国获得了更多经费，也大大扩张了，但它的经济危机却不断在加强。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经提议征收“全球税”来缓解联合国的财政压力，但没有一个大国同意这个设想。

　　联合国内部的分裂也一直在持续，成员国之间罅隙之深，到如今已经发展到使联合国丧失威信的地步。针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明争暗斗尤其加剧了这种分裂。

　　当然，联合国改革也有一些成效：监督内部疏漏的新办公室建立起来了，维和行动增强了，安理会的工作方式稳步改变了。科菲·安南就任后，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包括重组联合国秘书处，加强联合国各项目、基金和办事处之间的合作，等等。

　　然而，在旧危机没能解决的时候，新问题却在不断出现：联合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分歧，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联合国与伊拉克700亿美元的“石油换食物”计划中出现的侵吞公款事件，以及继科索沃战争之后，面对苏丹内乱又_次无作为的过失……最主要的是，国家间的权力之争使许多动议从一开始就被挫败，而联合国的预算依然远远不够保证创新和动力。到1996至1997年之间，五个工作组之中的四个停止了工作，只剩下一个——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所有成员国都认为安理会需要改革，虽然所有的行动和具体的建议都因内部分裂而无法推行下去。

　　今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建立了一个国际小组，其成员主要是各国前政府首脑，提议一场全面改革。各国首脑的讨论结果由安南在3月21日提交联合国大会。这个改革方案建议缩小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在关于安理会的改革方面，安南的国际小组提出了两个方案， 两个方案都认为应当把安理会成员从现在的15个扩大为24个。

　　第一个方案就是将常任理事国席位增加到6个，但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此外另增3个轮换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第二个方案就是不增加常任理事国成员，但增加一个介于常任理，事国和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之间的“中间层”，“中间层”的每届席位将保留4年，而且能够当即重选，和目前的两年一轮换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不同。

　　显然，这两个方案的目的都是在保留现有的安理会组成的同时，直接或相对削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它证明目前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决定一切的状况必须改变，其他各国应该有更大的参与权。

　　然而，无论这两个方案选择哪一个，或者两个方案都失败，它都不能解决联合国的根本病症。要使联合国摆脱目前所面临的虚伪、虚弱和不当膨胀状态，联合国必须回答这些它一直在回避的原则性问题：

　　一、联合国在当今世界存在的根本宗旨是否过于模糊，以至于不能体现它的全部存在价值?如果联合国的最有效功能在于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工作，那么它的其他机构是否应该存在?或者应该以什么更有效的形式存在?

　　二、联合国安理会是否应当成为大国富国俱乐部?比如，为联合国预算贡献位居第二、第三位的日本和德国是否应该被允许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不是，那么有什么方法能够使大国富国继续参与游戏并遵守其游戏规则?

　　三、联合国究竟是否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人权评判标准，是否能够依据这个标准行事?如果不能的话，是否应该考虑改变标准，并且选择更有效的方式来实施新标准?

　　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之前，任何“公平”、 “正义”和“团结”之类的词汇都显得空洞无力。在针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许多争论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措辞和现实考虑之间的脱节，这导致了愤怒的姿态和抗议，但是对一个更有效的联合国安理会助益无多。

　　在美国和美国领导的北约日益撇开联合国行事的时候。安理会内部权力制衡的结果已经不太明显了。在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进行的种种争吵中．是否能在原则性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而不是它的结构)决定了它存在的合理性。（覃里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