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琪

　　当年威尔逊曾提出：只有一个民主世界才是安全的世界，他并想运用美国的武力来建造这样一个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布什的外交理念被看作与威尔逊主义一脉相承。

　　目前在美国，很多研究者常常把今天的布什与一战前后担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相提并论，尽管前者是保守主义者，后者是自由主义者；前者蔑视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后者倡导通过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一战时期，威尔逊不仅使美国介入了在欧洲发生的战争，而且他的自由主义化的国际主义为美国广泛介入世界事务提出了一个道德依据。当他在1917年要求国会对德宣战时，他提出的理由不是德国危及了美国的利益，而是美国必须为建造一个对民主国家安全的世界而战。人们公认，威尔逊对于美国世界作用的看法在二战后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9·11后许多人预测，布什将从单边主义者转变为多边主义者，因为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密切合作来击溃无国界的恐怖主义者和挫败其他跨国威胁，美国才能保障自己人民的安全。布什的父亲、前总统老布什当时也是这样预测的。然而，很快变得明朗的是，布什并没有从9·11中得出类似的教训，而是重生为一个到国外进行讨伐的国际主义者。他拥护威尔逊的看法：只有一个民主的世界才是安全的世界，并想要运用美国的武力来建造这样一个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什的外交理念被看作与威尔逊主义一脉相承。

　　事实上，布什在美国外交思想方面进行了一场革命，这体现在布什的两个基本信念上：

　　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上，确保美国安全的最好方法是摆脱盟友和国际体制对美国的约束，使美国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 美国的独特地位使它成为任何敌视西方国家或集团者最有可能的攻击目标，而美国不能指望其他国家来保护自己，因为其他国家难免忽略那些与它们无关的威胁。而且，正式的国际制度安排不可避免地会束缚美国的手脚。

　　一个不受限制的美国应当运用其力量来改变世界现状。布什的外交政策并不想要求美国随时严阵以待，等待危险的来临。相反，布什认为美国应当出击到国外去寻找恶魔并加以消灭。这也是伊拉克战争背后的逻辑，它鼓励布什政府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其他“流氓”国家。

　　这两个基本信念给美国外交实践带来非常重要的后果：

　　一是单边行动。单边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对于美国来说常常比多边主义更简单易行而且更加有效，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在科索沃战争中，布什及其智囊团认为协调所有北约成员国的任务使进行战争的努力变得极为复杂。为此，在阿富汗战争中，五角大楼的计划制定者决定，美国的行动不再需要得到任何外国的批准。

　　二是先发制人不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后手段。布什认为，在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四处扩散、恐怖主义者和“流氓”国家采用非常规的方法来进攻的世界里，“美国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仅仅采取被动反应的姿态……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敌人首先发动进攻。”布什辩解说，美国不仅应当用先发制人来对付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且也应当用防御性的方法来对付潜在的威胁。这一论点被布什政府用来为其推翻萨达姆政权辩护。

　　三是美国应当使用其前所未有的实力来改变“流氓”国家的政权。这一想法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新鲜，美国历史上曾无数次试图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权。现在布什的政策建立在一个信念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同美国作对。

　　9·11之后，布什把世界描绘成非黑即白，虽然在其他国家看来，世界大部分地区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灰色。

　　布什在“善良”的和“邪恶”的国家、“支持我们”或“反对我们”的国家之间划分了界限，并把反恐战争看作是一场圣战。然而，布什过高地估计了通过单边主义的方法运用美国实力可能取得的效果。美国并非无所不能，为了实现其大多数目标，它仍然需要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美国要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站在它一边，就不能仅仅追求美国的一己之利，而必须认清并追求这些国家的共同利益。

　　人们看到，在布什的第一任期，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丧失了对美国的信任，怀疑它对他们的问题漠不关心。如果美国不做出改变，它以后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局面：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踽踽独行，难以实现其最重要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