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本报讯在上海书展的第一天，两位著名的女作家王安忆和龙应台，就《中国文化与中国出版》这个大题目，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同台演讲。龙应台的《读经与价值观》，涵盖了全球理论界对于古代经典作品及古今价值观的研究，有很浓郁的学术味；而王安忆在演讲中称“中国文化从来就是行为艺术”，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深思。
文字是文化的坚实载体
王安忆认为，相对于西方的艺术作品而言，中国的文化与艺术产品常常留存在一些非常脆弱的载体上：“西方油画采用很厚实的画布，中国画却用轻飘飘的宣纸；西方的建筑普遍采用巨石垒起，中国人却采用土木结构。所以，中国人的东西似乎更难长久地留存下来。我常常想，这种脆弱是否和文化的精细成正比？也或许，是互为因果的。”
不论形式如何，有一点在王安忆看来是肯定的：“其实中国人并不在意自己的东西能否永久留存，而更愿意让很多东西自然地随时间流逝。”王安忆觉得，中国的古典诗词当中的大量的流水的意象，就是这一观点最好的佐证。像孔子的“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李后主的“人生长恨水长东”都是例子。
“应该说，在中国文化当中，最最坚实有弹性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汉字，因为汉字外形完整、结构牢固，不容易散开，而且有它本身非常复杂的意象。”王安忆说，“能够掌控我们的文字，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
孔子周游列国是行为艺术
中国人传统的行为方式，在王安忆看来，是一场场行为艺术：“中国的文学艺术总是有很多自己的仪式化的东西，这种仪式就是行为艺术。我们看孔子周游列国，他的整个行为就像行为艺术一样。照理说，在他那个年代，交通工具如此不发达，人对距离应该怀有某种敬畏，而他却会一国国地去跑，这不是行为艺术是什么呢？”
王安忆很喜欢《史记·刺客列传》，她列举了许多古代侠客的例子来说明，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一个人的生存就是为了去完成某种节义和操守。而他们去完成这种节义和操守的过程往往很戏剧化，就像是一场行为艺术。
王安忆也谈到中国的民间仪式：“我插队的时候，看到过中国农村的葬礼。人们在亲人停尸几天以后才会用钉子钉上棺材的盖板。在这个行为发生的同时，死者的亲属就会一遍遍地在边上喊：‘某某某，躲钉！’到死者出殡的时候，还会有很多壮劳力大吼一声‘起杠’，同时抬起棺材来。而棺材后面，第一批是死者的男眷，他们低俯着身体，用低沉的声音呜咽着；在后面，是女眷，她们手持哭丧棒，笔挺着身子，用尖细的女声发出高音的呜咽。整个葬礼很仪式化，出殡的过程甚至让我想到中国那个叫做‘乐’的礼仪。那都是中国人生活的艺术，看起来就好像是一连串行为艺术的接连表演。”
中国民间有活的语言
作为作家的王安忆是极度崇拜“语言文字”的：“史书上曾记载，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降大雨。那是一种非常的意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文字的崇拜。”
“别人可能以为中国的农民非常粗鲁，”王安忆说，“其实，中国的农民有着3000年农业文明积淀下来的教养，对于文字极为恭敬。”王安忆还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中国民间的鲜活语言：“农村的女孩子拒绝抽烟，会说‘我不吸，别累手了’。这样的语言，就连作家也要羡慕的。”
让王安忆感到欣慰的是，无论中国文化的载体如何脆弱，印刷术都最终打败了石头的坚硬，鲜活的语言和文字能够得到留存。王安忆说：“我能够操纵语言，也碰到了印刷术的时代，照理说，这是非常幸运的。但是，我又发现我们的时代非常可怕，什么东西都在膨胀。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价值是在上涨还是被稀释？”王安忆的这些疑惑，和会后一个出版界的朋友给她的提问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当文学被放到出版这个棺材里面以后，如何才能通过‘躲钉’来避开商业的楔入？”
据《新闻午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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