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由大事件编织的，但编织历史的大事件，却往往传承着很简单的道理。上月人民币小幅升值的决定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事件。《时代周刊》据此评判，中国已具备参加资本主义世界最复杂的“游戏”———汇率“游戏”的能力。其实，复杂技术层面的背后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只是按照自己确定的规则，做了该做的事。

　　一个国家的长进是多重积累的结果，这些积累包括对技术的尊重，对规则的尊重，对自身选择的尊重，对外部世界的尊重，既没有想到傲慢自大，也来不及自怨自艾。中国此次重估人民币的币值，基本上反映了政府历来强调的主动、逐步和求稳的原则。综合市场、主流反应看，之前的汇率安排是合适的，中国金融系统的能力和信心从中获得不少提升，相关货币管理当局也找到了谨慎和稳健改革的感觉。

　　汇率成为国家间的一种关系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和诸多风险，其目的往往是猜测别人在想些什么，因为汇率市场本身根本没有什么“合理价”之说。这可以用钟摆理论来形容，即它永远在真正价值上下摆动，不是偏高就是偏低，任何一天的汇价都可以说是“合理价”或者不是“合理价”。市场里有买家和卖家，成交价是双方都接受交换的条件，难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

　　因此，汇率变动总体上是一种得失转换很快的博弈游戏，加上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也令市场看法迥异。这里，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是存在冲突的。中国汇改动一牵百，欧美各国一直盘算着如何应对中国的汇率动作，在欢迎人民币升值决定的同时，也对下一步产生了更高的期待。这提醒中国，金融领域可能是未来中国与大国关系紧张的主要方面，既不能视而不见，又不能自乱方寸。

　　货币特别是汇率决策的难度在于政策后果难以预见。多数情况下，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对于他人的市场，中国仍处于黑暗中，不了解的东西太多，好的、坏的一齐来了。因此，人民币汇率改革绝非升值21%这么简单化，这是一种全新机制的探索，目标是寻求人民币的一种气势，一种格局。美国在汇率问题上咬住中国不放，唇枪舌剑的冲突不下几十回合。这里不妨引入“建设性滋扰范围”的概念———其目标不是压制所有冲突，而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区分层次，容许冲突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里存在，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在变革过程中，需要适量地让冲突、张力等滋扰存在，保持在“学习的最低门槛”以上的程度，才能推动冲突一方的人们学习和找寻新的适应方法。这两年，围绕人民币升值与否的争论实际上就提醒中国思考了诸多选择，间接扮演了推动中国长进的角色。

　　一个国家在复兴的初始阶段，最大的危险就是不冒风险。生活在南极的企鹅因为没有天敌，最没有“敌情观念”，在汇率改革问题上，中国不做“南极企鹅”。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金融风险依然很高。一方面，市场面临的投机压力更巨。人民币汇率现在的变动，等于中国变相接受了投机资金在中国获利的现实。形象地讲，投机者与人民银行已经站在了这场博弈的最前沿。此次小幅升值，部分满足了国际游资的胃口，基于人民币还要涨的期待，市场预言更大的投机山雨欲来。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阻力更加复杂。西方知道中国不会让人牵着鼻子走，既然高压会适得其反，未来可能转向其他策略，这提醒中国必须认真准备和提升自身化危为机的能力。

　　有升有降、有涨有落的市场才是真正的市场。外汇市场敏感度高更是如此，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中国必须认识到，相关汇率政策的对与错、实践上的虚与实、有用与无用，都是相对的，是需要发展结果当然也需要时间来加以证明的。既然人民币要动的种种压力太大，那就顺势动一下，但未来怎么动、动多少则要视“有用”与“无用”的辩证转换条件而定。

　　长期而言，无论是从长远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看，还是从来自市场本身的压力来看，人民币升值不是这个问题的结束，而很可能是这个问题的开始。汇改之后如未能确立新的方向，结果就往往陷于困惑和不知所措。已有迹象显示，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正酝酿生成。因此将来的一个大方向在于，要确保汇改必须具有纠偏能力，必须要留有后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