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 耿谆
1914年 出生于河南襄城县
1932年 参加第15军，在64师191团2营5连任二等兵
1937年 参加忻口战役。
1944年5月 参加洛阳保卫战，城破后成为战俘，两个月后，耿谆被送到日本做苦工。
1945年6月30日 耿谆以劳工大队长之身率领劳工发动了著名的“花冈暴动”
1946年11月 回到祖国，从此以务农为生
1985年 成为襄城县政协委员，次年当选县政协副主席，现已卸任，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就“花冈暴动”向日本要求赔偿
死据洛阳恸神州，揭竿花冈震东洋
日军的五辆坦克渡过了洛河，它们在豫西丘陵上攀爬，然后将炮口对准了耿谆的阵地。15军64师191团2营5连这位30岁的新晋连长，面对的现实异常严峻：他必须阻止日军的进攻，但他的连队没有对付坦克的有效武器。
耿谆的眼前，是一道寨墙，再前面，是精心布置的集束手榴弹，更接近敌人坦克的是一条长长的三角壕。耿谆希望这些工事能对气势汹汹的坦克有所遏制。
五辆坦克发射的炮弹向耿谆的阵地倾泻下来。在他的身后不远，就是古城洛阳。而在洛阳以西，中国军队八个集团军17个军的官兵正在匆忙撤退。洛阳是通往中国西部的重要关口，1944年春天的九朝古都注定要经历一场血浴。作为豫中会战的最后一战，此役持续10余日，待城破时，中国军队守城的三个师牺牲殆尽，仅千余人突围，日军亦阵亡2万人。
今年91岁高龄的耿谆老人仍清楚地记得守卫洛阳时上级的命令：人在洛阳在！擅离职守、临阵逃离者格杀勿论！
勿待援军，死守洛阳
守城人员最终要牺牲的，这个命令只传达到连级官员
61年前，耿谆还接到更为残酷的命令，它的意思是：为阻遏日军西进的步伐，守卫洛阳的三个师不要指望援军到来，守城人员最终要牺牲的。坚守10日即是此役胜利，从而使西撤的第一战区主力有时间在潼关一线布防，将日军挡在西安之外。这个命令只传达到了连级官员，下面的官兵根本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必死的洛阳保卫战。
耿谆相信，第一战区的长官们是充满了军事智慧的，“日军企图向西攻取西安、宝鸡，然后从川陕公路南下占领重庆，这样中国就灭亡了。”后来的事实恰恰证明，日军打到了潼关，就再也打不动了。
在豫中会战中，以蒋鼎文为司令长官的中国军队投入八个集团军近40万人，而冈村宁次则集结了14.8万日军。此次会战的战略意图，也有不同的说法。会战起始于1944年4月18日，到洛阳5月25日陷落，37天时间里，中国军队丢失城池38座，日失一城。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在会战之初就迅速西撤，是在保存实力。毛泽东在延安批评说：“这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状态。”
参加会战的第36集团军参谋长张仲雷在西撤途中的日记中则对会战的指挥提出批评：“豫西地形峰峦绵亘，北托黄河之险，南凭伊洛之流，崤函重关，实居其中。然而开战迄今尚未匝月，即将我豫国军八集团之众击溃，敌指挥之巧与部队富于机动性，……皆非我所能及。”
作为一个连长，耿谆并不能详细了解长官们的部署。但他带着自己的加强连按指定时间来到了洛阳城南、洛河北岸的西下池布防。“那时是5月上旬，麦子刚刚黄梢。”
在第一战区大军匆忙西撤的喧嚣中，三支队伍被留下来保卫洛阳：15军的64师、65师，14军的94师(川军)。20000多名官兵分别据守洛阳城区、城南洛水沿线及城北邙山岭。
西下池是洛河北岸一座山丘上的村庄，村里有三十户人家。当耿谆的连队进驻时，大部村民都已逃走，只剩下一些跑不动的老人守着房舍。
站在西下池村，耿谆可以看到下面的公路，日军渡洛河后，必须经过此处才能进攻洛阳城区，他的部队成了前哨连。令耿谆稍感安慰的是，西下池居高临下，地势优越。而且，村外建有寨墙，这些本为防止土匪入侵的围墙将可以削弱敌人的攻击。耿谆最为担心的是鬼子的坦克，后来的结果表明对连队官兵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坦克。打击坦克最有力的武器是平射炮，但部队仅有的四架平射炮都安置在洛阳城区。
和坦克拼了
没有有效打击坦克的武器，只好用土方法进行攻击
在寨墙外500米左右，中国军队早已横向挖好了一条长长的三角壕。三角壕上宽下窄，用以阻挡坦克的前进。耿谆并不对三角壕抱有很大的信心。耿谆是战斗前一天知道他们将同坦克作战的，上级的情报说，日军的坦克已经开到了洛河南岸河滩上。当天下午，耿谆带领士兵在寨墙与三角壕之间的关键地带安置了集束手榴弹。
“没有有效打击坦克的武器，我们只好用土方法自己造武器。”5连的官兵们先在地上契入一根木桩，再将五到六枚手榴弹绑在木桩上，手榴弹的导火线被接在了一起，用一根长长的绳子延伸到寨墙内的阵地里。“运气好的话，集束手榴弹可以炸坏坦克的履带。”
耿谆带领的步兵连，配备三挺捷克式轻机枪，士兵们手持中正式步枪，及一些汉阳造、三八式步枪，背上背一把大砍刀。另外，还有一个小炮排归他指挥。但是，到保卫洛阳的战斗打响时，小炮排的炮也没有装备起来，他们只有三个掷弹筒。这一年洛阳的春天，阴雨不断。在潮湿的阵地上，耿谆和他的180名官兵等着敌人的到来。
5月11日拂晓，日军来了。
日军五辆坦克开过了洛河，步兵以坦克为掩护，紧随其后。耿谆想不通日军是怎样渡过洛河的。鬼子必须先打下西下池。坦克开始攻击，嗡嗡响着向山上强力推进，双方步兵也交了火。西下池的居高临下保证了5连能够一直坚持到当天下午5时。日军坦克每前进一段，就会停下来调整炮口。随即，炮弹就呼啸着飞向5连的阵地。耿谆发现，日军坦克每次打炮都给自己的士兵造成迅速而严重的伤害，而他们射向坦克的子弹，却尖叫着被坦克车身撞飞了。
日军坦克开到了三角壕前，一头就扎进了沟内，然而，它三磨两转，就把壕沟沟壁撞塌，很快就从三角壕里爬出来，继续向上攻。在经过集束手榴弹地带时，一辆坦克履带被炸坏，但是，另外四辆坦克迅速聚拢，将受伤坦克围起来，日军迅速修复了履带，五辆坦克又开始向5连阵地攻击。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都打红了眼。每当日军坦克的炮弹落下，5连的阵地就会血肉横飞。但5连得到的命令是“人在阵地在”，所以，虽人员大量折损，官兵仍只有死守。
一个战士忽然跳出了掩体，嘴里骂着“我跟他们拼了”，就向坦克冲去。他的腰间挂着四枚手榴弹，双手又各握一枚手榴弹。耿谆没有想到连里竟然会有如此勇猛之士，忙令机枪手全力掩护。然而，这位战士只跑出了二三十米，就倒在了对方的枪弹之下。
耿谆深知牺牲者的意图。在平时的训练中，部队反复演练过两种“土方法”对付坦克。一个办法是手捏把一把青泥，接近坦克后，将泥抹在坦克阿望窗上，使其失去“眼睛”；另一个办法是，力大之人，携手榴弹爬上坦克车顶，以强力拉开坦克上盖，将手榴弹塞入坦克内。“他是想用第二种方法炸毁坦克。”
由于占据了有利地形，5连的还击亦给日军造成一定伤亡。耿谆看到山坡上横着日军的一具具尸体。打到中午时分，耿谆后背、左脚及耳廓等已经伤了七处，都是被弹片所伤，鲜血直流。耿谆腰挎一把德国造“二十五响”，仍然不停地到阵地各处督战，血水很快将裤子浸透缠在腿上，迈不动脚。耿谆用刺刀割开裤腿，并让传令兵赶紧拿来一条裤子换上。然而，未过多久，换上的裤子又被血缠在腿上，只好再换一条裤子。
指导员看他脸色煞白，劝他：“你快到后面掩蔽所里休息一下。”耿谆心里明白，士兵们在阵地上看不到连长，士气马上就会低落，西下池很可能就守不住。他对指导员说，“眼看就要白刃战了，我不能下去。”
白刃战并没有到来。日军似乎也顾及到自己的伤亡，攻击也是紧一阵缓一阵。在打得不太紧时，后面送来了午饭：白面馒头，还有一茶缸肉菜。耿谆命令一半人员继续射击，一半人员吃饭。
下午，坦克攻到了寨墙外，在有效距离内，5连换上了为数很少、具有穿甲能力的钢心子弹向坦克射击。打到下午5时左右时，耿谆接到了向邙山岭转移的命令。耿谆听说要撤退，顿时一头栽倒在阵地上。士兵们忙喊道：“连长阵亡了！”西下池一战，5连70余名官兵战死。
“打仗就是死人”
阵地就是生活，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感慨死亡
“对于士兵而言，阵地就是生活，打仗就是死人。”耿谆说。所以，当他接到“勿待援军，死守洛阳”的命令时，并没有想太多，没有太多死亡的恐惧。18岁参军，行伍12载，已跟鬼子打了七年仗，从年轻的二等兵到稳重的上尉连长，耿谆经历了足够多的生与死。
1914年11月16日，耿谆出生于河南襄城县西大街一个叫做“瑞麟祥”的茶叶店。他的父亲曾经做过当地的警察局长，后转而经商。耿谆11岁那年，土匪进城劫掠，茶叶店毁于大火，耿家陷于贫穷。耿谆不能再读《四书》《五经》，遂摆了个旧书摊补贴家用，这期间他看了大量的《名相传》、《名将传》。1932年夏天，15军在襄城县招兵，耿谆报名参军。
15军的兵员大多募自河南，所以后来有“中原子弟兵”之说。15军官兵试图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他们经常会帮农民干庄稼活。而在山区打游击时，食物匮乏，官兵要以榆树叶果腹。“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耿已任机枪二连少尉排长。后来部队北上抗日，出了雁门关，15军与八路军并肩作战。
耿谆很快就与日军有了第一次战斗。在山西怀仁县，15军与日军一部遭遇，双方的火力都相当强，15军伤亡甚大。当时日军飞机不停地投掷燃烧弹，村落里一片火海。当时的景象深深地留在了耿谆的印象中。
之后，死人成了时刻都在发生的事。在1937年10月的忻口战役中，在吃饭时，一颗炮弹飞来，刚才还活着的人顷刻成了尸体。大家迅速把死者抬走埋掉，“回来该睡觉的睡觉，该吃饭的吃饭，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感慨死亡”。
进驻洛阳之前，15军正在陕州(今陕县)练兵。此前的几年，15军在中条山一带布防，耿谆也在绛州打起了游击战，“那时每天都有战斗，敌人在绛州城住，我们在城外活动”。在中条山一役中，15军损失惨重，遂渡过黄河到陕州补充兵员。在陕州练兵的一年时间里，由于耿谆对连队中的病号甚好，得了一个“耿善人”的称呼。
1943年底，部队开到了洛阳，开始驻守在洛阳北面的邙山岭聂家沟。到洛阳保卫战打响前，耿谆带领5连穿过洛阳城区，来到了城南的西下池。那时，东西两路日军对洛阳的合围之势已经形成。
1944年的春天，洛阳牡丹依然炫耀着花色的富贵。但此时的古城，没有了看花赏花买花的络绎游人，只有杀气森森。日军欲图西进，对中原重镇志在必得，中国军队同样无法选择弃城，因为“擅离职守、临阵逃离者”将“格杀勿论”。
城破被俘为人牛马
1945年6月30日，耿谆率领劳工在日本发动“花冈暴动”
七处皮肉伤并没有伤及耿谆的筋骨，尽管至今还有一片弹片留在这位老人左膝内。战友们将他用门板抬到了位于山沟中的战地医院，治疗了十来天后，耿谆的伤基本痊愈。
撤退中，日军的炮火就贴在5连后面追赶。匆忙中，战死者的遗体也未及掩埋，耿谆至今仍对战友们暴尸疆场无法释怀。洛阳陷落后，大量中国军人的尸体被抛入洛河随水东流。耿谆养伤的10多天，正是日军飞机、坦克、大炮对洛阳狂轰滥炸之时。5月18日下午，城北邙山岭阵地被日军攻占，守山部队几乎全军覆灭，残存者避入城内。晚上，日军山岛炮团从邙山阵地向城中发起炮击。古城沦为一片火海，未撤出城的老百姓死伤无数，哭爹叫娘，混乱不堪。北城墙被轰垮，城里的暗堡工事多被击毁。94师师部驻地东宫也被炸为平地。
盟军与日军还对制空权展开争夺，双方飞机在洛阳东部鏖战，天空中是道道火光和阵阵爆炸声。日机由于火力差、速度慢，大部被歼。其间，在城南洛河一线驻守的中国军队挡不住日军进攻，也已撤到城下。九朝古都，成了一座被围的孤城。 在第一战区的作战计划中，曾想以优势兵力对日军实施反包围，但这个计划被日军侦察到，实施反包围的部队被日军堵在了潼关以东。守城的中国军队只剩下一条路：伺机突围。
耿谆的伤好得差不多了，191团团长杨拂芦来看望他，并宣布了团里对他的嘉奖。耿谆请求归队，参加战斗。杨问：“你现在身体行不行？”耿说只是腿有些瘸，参加战斗没问题了。杨说：“好，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耿谆的新任务是带领一个连的人守卫洛阳东关车站附近的一座小桥，那里已经有一个小型的堡垒。耿带的一个连是原来的一营兵力缩编而成，他们在5月23日进驻阵地，第二天早晨，日军30000多步兵、22架飞机、300多辆坦克对洛阳发动总攻击。
耿谆很快就发现自己的部队根本不可能守住阵地。天上是敌人的飞机在轰炸，地下是大炮、坦克和步兵在攻击，堡垒很快就被炸毁，耿谆和他的士兵被敌人火力压制，根本抬不起头来。这个时候，洛阳守军已经收到“保存有生力量，各部分散突围”的指令，但是，面对敌人的攻势，耿谆和战友只有奋力还击，没有人想到可以活着走出洛阳了。
耿谆又在小桥边坚守了将近一天，士兵们死的死伤的伤。这时，就在耿抬身招呼一名士兵时，忽然觉得肚子上像被棍子打了一下，敌人的子弹从他腹部左侧进入，从右侧飞出。他一下子躺倒在地，阵地随即失陷。耿谆成了战俘。
耿躺在地上动不了，但他知道死亡正一步步走近。因为他看到日军正在死人堆里寻找伤兵，看到重伤不能动的，就补上一枪或是用刺刀挑死。他本来指望身边的小号兵能给自己一枪，以前战友重伤，无法救治，他们也是以这样的方法迅速解除伤员痛苦的。但小号兵下不了手，他和司务长一起搀扶起耿谆，走在战俘的队伍里，硬是将耿从鬼子的刺刀下救了出来。
战俘们被集中到了洛阳的一处建筑里，一名军医悄悄从身上掏出探针，尾部系以药捻，从耿谆伤口左边进入，右侧导出。军医庆幸：还好，子弹没有碰着肠子。由于日军不给战俘们水喝，大家焦渴难耐。但耿谆仍觉幸运，因为在当时的伤情下，“只要喝一口水，我也必死无疑”。
25日，洛阳陷落。中国守军突围幸存者仅千余人。94师的一个机枪连一百多人，突围过程中剩下52人，大家遂写下各自的家庭住址，抄录52份，人手一份，相约活着出去的人为死者报丧。等到最后该连白刃战后突出重围，只剩下15人回川。因洛阳音谐“落阳”，日军改古都为“福阳”。
耿谆等战俘经石家庄运至北京，其间，耿的伤逐渐痊愈。两个月后，耿谆被押上海船，运往日本做劳工。1945年6月30日，耿谆以劳工大队长之身率领劳工发动了著名的“花冈暴动”，震撼了整个日本。（本报特派记者 贾云勇）
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
举世闻名的花冈暴动已过去60年，记者赴河南省襄城县，拜访当年的暴动领袖耿谆。这位顽强的中国老人，曾在中国战场上与侵华日寇拼死搏杀，并在敌国领土上率领数百弟兄暴动。为了让日本军国主义谢罪，耿谆老人不顾高龄，一次次赴日指控战犯，历经13年诉讼，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
讲起60年前的那段悲惨的往事和日本对待战争的态度，耿老先生气愤难平。他说，自己虽然高龄、行动不便，但是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对花冈事件遇难者赔偿是他毕生的心愿。历经13年的花冈跨国诉讼，在2000年所谓的和解以后，变成了一桩悬案，尤其让人气愤难平。
“我们提出的三项要求，谢罪、建纪念馆、赔偿，一项也没有落实。我们需要的是赔偿、是谢罪，仅仅在我们那一个作业点，他们就虐杀了418名中国同胞，这是一笔血债呀。”老人说。
1944年5月，耿谆在洛阳保卫战后被俘，被送到日本做苦役。做苦役的除了战俘外，还有日军在河北抗日根据地抓捕的普通老百姓，共一千人。公司的名字叫鹿岛组，劳工们被送到花冈大集镇的铜矿做工。
由于条件太过恶劣，劳工死亡的人数逐渐增加，半年时间死了200多人，病倒百余人。耿谆决定带领劳工暴动。他们计划将日本监工和中国汉奸杀死后，往北海道方向跑，到达海边如果能抢到船只就漂流大海，如果不成，就与日本人决战后投海自杀。
6月30日晚上，劳工们打死3个监工后逃出。日本人集结了2万多宪兵、警察前来围剿。一周后，除一人失踪外全部被俘获。在秋田地方法院，检察当局以杀人主犯为罪名，要求判处耿谆死刑、其余11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9月11日，耿谆被判无期徒刑。日本战败后，耿谆于1946年11月回到祖国。从此他以务农为生，1985年成为襄城县政协委员，次年当选县政协副主席，现已卸任。
抗战胜利后，虐杀中国劳工的加害者们受到了国际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被判处无期徒刑，花冈作业所中山寮寮长伊势、监工福和清水被判处绞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惟一被判为战争犯罪的劳工案件。
1995年，耿谆等11人在日本起诉鹿岛组，但鹿岛组拒不认错谢罪，后耿又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高等法院从1998年7月开始，一共开了6次庭，到第7次要求协商和解。
耿谆介绍说，在调解过程中，他们受骗签下了全权委托书，到2000年11月份耿才知道，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提出给5亿日元的捐款，并申明捐款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我们被骗了、被出卖了。”耿谆并不接受判决。2003年3月14日，他发出了严正声明：耿谆一如既往地反对屈辱的和解，拒绝领取可耻的鹿岛捐出的发放金。耿谆是花冈诉讼的首席原告，对和解一案并未在和解文本上签字，和解对耿谆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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