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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建中近照。作者提供。
人物小传：王建中，1912年生，辽宁新民县人，1936年9月入党，同年参加东北军训练班，1937年参加平西抗日游击队，1950年随空军某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83年从空军后勤部顾问岗位离休，现担任北京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
8月1日，空军总医院病房。93岁的王建中老人躺在病床上，阳光透过碧绿的枝杈照在他沧桑的脸上，使老人显得更加慈祥。“和平的生活多好！”望着窗外不时飞过的小鸟，老人娓娓讲起亲历西安事变的故事。老人的讲述，把我们带进烽火连天的岁月。
我们以绝食相威胁，要求张学良支持抗日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屯兵西北，与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对峙。在共产党的争取下，张学良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双方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为了推动抗日救亡工作，张学良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决定成立训练班，招收青年抗日救亡分子，培养基层军官。随后，他派人到北平招收学员。由于所派人员是我们党东工委的同志，所以在北平党组织的支持下，很快招收到大约300名学员。“九一八”事变后，我从东北流亡到北平，在同学的介绍下，也被招了进去。
训练班对外称学兵队，队长由负责张学良警卫工作的东北军警卫二营营长孙铭九兼任，各班班长也是从这个营抽调的。我被编在一连九班，班长叫陈志孝。
学兵队半天进行军事训练，半天进行政治学习。由于学员大多是进步青年，还有一些共产党员，所以政治讨论时，大家常常声讨国民党当局对日不抵抗政策。我是东北人，对日本侵略者有着深仇大恨，每次讨论时我都慷慨激昂。由于我表现积极，学兵队的党组织发展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10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来到西安，命令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剿共”，并调嫡系部队30个师向西北开进，逼迫张、杨进攻红军。
此时，日军步步进逼，驻绥远官兵与日军发生激战。消息传来，学员们群情激昂，纷纷要求上前线打鬼子。大家还联名写下申请书，交给孙铭九营长。孙铭九接到申请书后，回答说：“不同意”。听到这样的答复，大家当时就急了，要求见张学良，并以绝食相威胁。
张学良得知情况后，决定接见我们。记得那天他很激动，给我们讲了近1小时的话。他表示坚决抗日，不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东北3000万父老。
抓到蒋介石后，士兵们围住他高喊“打日本，救中国”
12月初，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开赴陕北“剿共”前线。此时，西安学联组织1万多名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请愿游行，学生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时间，西安城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11日，原来负责站门岗的二营官兵不见了，我们班长陈志孝等二营派到学兵队的人也不见了，上级命令我们学兵队负责站门岗。当时大家心里都有种不祥的预感，要有大事情发生。
12月12日中午，我们才得到消息，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控制了西安全城。张、杨等18名高级将领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抗日主张。接着，我们学兵队接到命令，占领省政府。我们一路猛冲，没遇到太大的抵抗，就控制了省政府，活捉了省主席邵力子。
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原来，张学良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两次向蒋介石进谏要求抗日，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于是，张、杨决定发动“兵谏”。而在行动中直接抓到蒋介石的，就是我的班长陈志孝。他因此被提升为排长，并得到1000元钱的奖金。
当时，蒋介石住在华清池的五间厅。警卫二营击溃蒋介石的卫队后，冲进蒋介石的卧室，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陈班长捉住蒋介石的一个内卫，问他委员长呢，他说不知道，但眼睛向山坡一斜。陈班长随即向山坡搜索，在山石缝里把蒋介石搜了出来。接着，士兵们围住他大喊：“委员长，打日本，救中国！”蒋介石不停地与向他喊话的人握手，嘴里连声说“好！好！”
就在这天夜里，在西安开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黄杰等19人也被活捉，宪兵3团团长蒋孝先被打死。
内战一触即发，我们走上街头宣传联合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留守在南京的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轰炸，而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也有一些人要求处决蒋介石。一时间，局势变得十分混乱，内战一触即发。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来到西安与张、杨会谈，提出联蒋抗日的主张。为宣传党的正确主张，党组织组织我们成立了东北军、西北军、红军联合抗日宣传组。随后，大家走上大街小巷向群众宣讲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道理。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我们还请来英国记者史沫特莱，让她现场采访，向外界宣传我们的主张。在我们的大力宣传下，西安群众抗战情绪激昂。
此时，宋美龄、宋子文等来到西安，与张、杨接洽。经过艰苦的谈判，蒋介石接受了八项主张，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紧接着，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压，国民党中央军占领潼关，进逼西安，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进行阻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兵队被编成5个宣传大队，分散到东北军各部队宣传抗日。我任五大队大队长，带领几十个学员来到东北军105师。
我们到部队后，主要宣传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联合起来的意义，告诉大家红军已到达前线，增强官兵的信心。当时，虽然东北军部队里的亲国民党分子和一些胆小鬼一再散布谣言，动摇军心，但东北军部队一直比较稳定，这与我们学兵队的大力宣传是分不开的。
张学良被扣压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出现纷争，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下，被迫撤出西安。因为我们学兵队四处宣传抗日，国民党政府要求东北军解散学兵队。5月下旬，我们接到遣散命令。
被遣散后，同学们分赴各地宣传抗日救亡的意义。我回到北平后，被党组织安排在东北救亡总会宣传部工作。“七七”事变后，我来到平西，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全民族抗日的局面奠定了基础。能够亲身参与西安事变，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人，我感到非常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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