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坐在一楼大厅里的苗青圃，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笑了，他伸出手打了个招呼。苗青圃也三步并做两步走上前来，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他们已经64年没有见面了。时间催人老，但已经沧桑的面容上仍依稀有往日模样。1935年，他们同在黄埔军校(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2期炮科就学；1949年，他们做了不同的选择，还是中校的郝柏村去了台湾，已是少将的苗青圃则将入台证置之一旁，向共产党投诚。
苗青圃在1944年被郭寄峤上将收为义子，郝柏村在若干年后成为了郭的女婿，同窗谊之外，又多了份亲情。2001年6月24日，他们见面的这一天，郝柏村已从台湾“行政院长”的位置退下，并和林洋港搭档参加了一场不成功的“总统”竞选；苗青圃也早已走出政治审查的阴影，获得平反。
他们在王府饭店的一楼餐厅共进早餐，除了双方的亲属外，还有一位国台办的官员作陪。苗青圃花了很长时间描述当前大陆的变化，谈到社会日渐开放民主，也希望郝柏村能为两岸统一尽力。
半个世纪前的国共内战，为现实留下一个巨大伤口。苗青圃还记得抗战初期国共间那次短暂的合作，历史给了人们足够的教训，他在等待伤口早日复原。
1935年夏 流亡学生苗青圃
向张学良递请愿书参军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得了个不抵抗将军的称号。他老是认为对不起我们，我们有什么要求他都答应”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苗青圃开始体味到失家、失学的滋味。他16岁那年，流亡到北平(现北京)，就读于张学良创办的东北中学。
东北中学设在北平西单皮库胡同，苗青圃和其他400多名流亡学生一样，穿军装戴军帽，享受免费的食宿和衣物。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还配有七九步枪、重机枪、轻机枪和手枪，供学生军训操练时使用。
在苗青圃快高中毕业的时候，日军开始侵入华北，并与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何梅协定》。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把东北中学迁到了河南省信阳鸡公山，他们开始再一次的流亡。苗青圃说，“流亡到鸡公山以后，大家义愤填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更无心学习了。”
1935年夏，张学良到东北中学看望学生。苗青圃和其他20多名学生，一心想上战场打鬼子，就派了一个代表，当众向张学良递了请愿书，要求参军。张学良将请愿书递给秘书，让他向黄埔军校举荐。苗青圃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得了个不抵抗将军的称号，大家都骂他。他对东北流亡学生觉得惭愧，老是认为对不起我们，我们有什么要求他都答应。”
通过初试、复试后，苗青圃被黄埔军校(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录取。在他的记忆中，那一期有3万多报考者，黄埔军校只录取了640人。在黄埔军校12期炮科就学的过程中，抗战全面爆发，日军在1937年11月攻克上海后，迅速进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当时在黄埔军校学习的第11、12和13期学生，纷纷向学校请缨，要求提前毕业上前线抗日。学校在西迁的过程中，也加紧训练。苗青圃所在的12期入伍生，提前半年在湖北省政府大礼堂举行了毕业典礼。
1938年1月25日，苗青圃接到命令，他被分派到抗日前线山西临汾第14集团军卫立煌部。3月，他和同学王振奎由武昌乘火车到了晋陕豫交接处的军事重镇潼关，在第14集团军总司令部留守处报到后，办理了前往临汾的手续。刚刚赶到运城，就碰上由临汾退下来的14集团军总部人员，他们说临汾已经失守，“卫老总”已经带领部分人员西渡汾河进入吕梁山区。
折回潼关后，留守处处长要他们赶到陕西韩城待命，等待第14集团军参谋长兼第9军军长郭寄峤将军。3月底的一天中午，一辆黑色小卧车和一辆吉普车出现在韩城的大街上，一直开到一所学校内。韩城很少能看到小卧车，苗青圃和王振奎尾追到学校，才知道这里驻扎着第9军军部20余人，刚才进来的小卧车内坐着的是郭寄峤将军。
苗王二人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后，郭寄峤马上接见了他们。了解了基本情况后，郭寄峤就下令给人事部门，把苗青圃留在第9军军部，王振奎则被委派到第14集团军总部参谋处，两人均为少尉。苗青圃说，“按照国民党军队规定，军校毕业后要做准尉见习官一年。郭军长马上把我们委为少尉，可见他对军校学生的重视。”
在韩城住了一夜之后，郭寄峤即乘车离去。苗青圃则留在韩城待命。
1938年4月 第9军随从参谋苗青圃
陪同卫立煌赴陕北访问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迎的口号连续不断。这是苗青圃这一生遇到的最热情的接待场面
4月初，第9军军部驻韩城人员接到郭寄峤电报，奉命赶往陕北延川县境黄河渡口延水关。
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同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命令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朱德为第18集团军总司令，总部就驻扎在陕北。
苗青圃说，进入陕北，最引人注目的是，每一个村庄的路口都有手持红缨枪的民兵在站岗放哨。哨兵检查了他们的证件后，立刻有人将他们带到专门的接待站。接待人员很客气地安排了他们二十余人的食宿。第二天，把他们雇的驮行李的马匹及民夫打发回韩城，另外安排了托运，还派了一个向导带路。
到达延水关一周后，卫立煌和郭寄峤就带领总部各处部分人员及特务营赶到了这里。在延水关，卫立煌接到蒋介石的通知，要他到洛阳开会。在回洛阳的途中，卫立煌去了一次延安。
第18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序列。而卫立煌在1938年2月，刚刚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18集团军是他辖下的一支部队。
苗青圃记得，4月17日天刚亮，卫立煌、郭寄峤即率领部分官兵乘车前往延安。三辆小卧车、两辆吉普外加十五六辆大卡车，在延水关民众热烈的欢送声中，浩浩荡荡上了路。苗青圃也在陪同人员行列。
在距离延安十多公里的地方，苗青圃就看到路边刚刚贴好的红绿纸张，上面写着“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加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之类的标语。再往前走五六公里，远远就看到马路两旁排列着欢迎的队伍。汽车刚刚进入欢迎队伍的视线，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迎的口号连续不断。这是苗青圃这一生遇到的最热情的接待场面，看着这支由机关干部、学生、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欢迎队伍，他深为这种气氛所感染。
上午10时左右，车队到达延安城门附近。卫立煌等人被迎接进城，苗青圃和坐在大卡车上的官兵，则由招待人员分别带到事先安排好的住处。苗青圃等第9军军部的人员，住在抗大的三个窑洞里。午饭时八人一桌，六菜一汤。苗青圃说，“有鱼有肉，上世纪30年代在陕北延安这样丰盛的招待是不多见的。”
晚上，苗青圃等人被带到城里的一个礼堂里观看节目。歌咏、舞蹈、话剧，这些节目深深吸引了他。第二天一早，在欢送的队伍中间，苗青圃等人离开了延安。这次延安之行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以前听到很多对共产党的负面宣传，现在我开始有了怀疑。”
苗青圃此时的身份是郭寄峤的随从参谋，他事后从郭的随从副官口中得知，卫立煌在延安时，第18集团军称他们连最低的军用物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卫立煌深有感触。离开延安后，他就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命令第14兵站发给第18集团军一批军用物资，包括子弹、手榴弹一百余万发。
苗青圃说，“卫立煌原来是反共的急先锋，抗战后，特别是访问延安和几次接触共产党领袖后，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他主张国共真正合作。1939年以后国共摩擦，他都是消极反共，和蒋介石唱对台戏。”
1938年8月 第9军特务连中尉排长
村口迎朱德 合作共抗日
那是国共共事相对默契的日子。“一般是国军在第一线，八路军配合破坏敌人的补给线”
卫立煌去洛阳开完会之后，即到了山西辛庄。此时日军已侵占了同蒲铁路全线，卫立煌在此坐镇指挥所属部队阻敌南犯。苗青圃说，国民党第14集团军主力在中条山布防，并不时向同蒲线出击，而处于敌后的第18集团军凭借雁北、五台、太行及吕梁山区根据地，不断破坏敌后方交通线，堵截敌人的军用补给。国共两军密切配合，日军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苗青圃此时已经升任第9军军部特务连中尉排长，负责对该连进行整训。1938年8月初的一天，苗青圃接到命令，在洹曲、辛庄马路两旁布置警卫，连长对他说，“有位高级将领到总部来，必须保证安全。”
上午10时许，卫立煌亲自来到辛庄村口迎宾，时隔不久，郭寄峤等10余位高级将领陪着一位身材魁梧、穿着灰色士兵军装的将领向这边走来。苗青圃从郭寄峤的卫士口中得知来者为朱德。当天晚上，辛庄打谷场上举行了欢迎朱德的晚会，苗青圃记得，朱德在讲话中特别谈到国共密切配合抗日的积极意义。
那是国共共事相对默契的日子。在卫立煌去延安之前，已经与共产党进行了一次漂亮的合作。苗青圃说，1938年2月，日寇纠集10万余人，由太原沿正太路南下，企图一举攻下山西。卫立煌、郭寄峤率军在临汾以北的韩信岭一带布防迎敌，坚守10天，朱德才有机会指挥太原部队转移中条山、太行山建立根据地。后来，14集团军也向中条山转移，但是，卫立煌前进指挥所却被敌人围困在汾河以西，部分得力于第18集团军的掩护，他们安全由永和关渡过黄河到达了延水关。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绵延千里，是黄河的天然屏障。苗青圃说，国共在这一区域并肩战斗，共粉碎日寇大规模的扫荡13次。每次反扫荡，卫立煌和郭寄峤都率领前进指挥所渡过黄河到中条山前线指挥作战。前进指挥所由参谋、秘书、副官、译电员等十五六人组成，携带两部电台，由一个特务连和加强团做内外警卫部队。苗青圃经常以郭寄峤侍从参谋的身份随同前往。
中条山区有两个前进指挥所驻地，如果战场在东部地区，驻地为洹曲辛庄；如果战场在西部，驻地为平陆台寨村。每逢战况十分激烈时，苗青圃就陪同卫立煌和郭寄峤，轻装从简到能听到炮声的集团军总部所在地进行督战。苗青圃说，他们所在的位置，常常被汉奸通报给敌人，所以时常遭到敌机的轰炸。他在黄埔军校的同学毕华峰和刘文涛，就先后被敌机炸死。
苗青圃说，“打仗时，国共合作的例子很多，一般是国军在第一线，八路军配合破坏敌人的补给线。”在一次日军扫荡的过程中，卫立煌和部队被困在中条山内，转了半个月。苗青圃说他们晚上住窑洞，白天针对不同的情况决定是否转移，有时敌机跟在屁股后面轰炸，外围部队也和尾追的日军发生过交锋。汉奸很多，他们有时直接向日军报告国军的动向，有时则放信号弹。有几次，卫立煌的警卫连看到有人在附近放信号弹，即去搜查，抓到了几个汉奸。
作战时期非常艰苦，洗澡都是很奢侈的事，官兵身上长满虱子。有时卫士会找来一个大缸，烧好水，让郭寄峤洗澡。这时苗青圃可以“沾光”，在郭寄峤洗完后跳进缸里。
在抗战的绝大多数时间内，苗青圃都跟在郭寄峤身边，做侍从参谋。每一次战斗，由他指挥卫士在办公室内挂好军用地图，把敌我情况用符号标示在地图上，随着敌我情况的变化而随时改动，供高级将领作战指挥用。此外，他还要和各职能处联系传达命令，搜集资料及其他临时交办事项。
1940年4月-1941年5月 第9军军部少校参谋苗青圃
国共起摩擦 见证中条山兵败
面对如山倒的兵败，苗青圃当时深感泄气，同时为卫立煌没能指挥这场战役而不满
国共合作的默契期很快过去。自1939年始，国共的冲突开始逐步升级。此时卫立煌已成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苗青圃说，“卫老总每天收到很多有关国共摩擦问题的文电，他一概采取应付敷衍的态度。”1940年4月，蒋介石命令卫立煌把太行山以南的八路军打出去，卫立煌不得已带着郭寄峤等人渡过黄河骑马登上太行山南麓到达晋城，作为第9军军部少校参谋的苗青圃也随同前往。
一行人在离晋城30余里的一个村庄里住下。卫立煌一方面召集第14集团军驻扎在晋城一带的军长陈铁、范汉杰等开会，下令准备战斗；另一方面又写信给朱德，并派高参到八路军驻地表示愿意携手共同抗日，反对内战，邀请朱德到洛阳会谈解决摩擦问题。
苗青圃说，朱德见信后立即赶到晋城，双方派员就近联络，经过协商，划定国共两军防区：沿临汾、屯留公路向东经长治、磁县一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军防区。这种划分最后经重庆、延安的国共领导同意。
“和平解决了摩擦问题以后，卫老总十分高兴，在晋城举行了一次小型庆祝会，我记得会上还有老乡表演了当地的‘放铁花’节目。”苗青圃说，第二天，东阳关日军开始大举进犯晋城，卫立煌邀请朱德到洛阳继续协商其他有关问题。
5月间，朱德携夫人康克清及随行人员和警卫部队到达洛阳，为了安全，朱德夫妇没有留宿总部安排的招待所，而是住在了西宫和平小学内郭寄峤将军的办公室。苗青圃说，朱德这次在沈阳住了10余天，和卫立煌谈判后，既释放了冲突中的俘虏人员，也解决了扣发八路军军饷的问题。
在反共问题上，卫立煌与蒋介石存在矛盾。1941年春，卫立煌去重庆述职后，借故请假逗留峨眉山未归。蒋介石派何应钦来第一战区视察。郭寄峤前往灵宝迎接何应钦时，苗青圃也随同前往。“当时我们底下的人都议论，何应钦来干什么？”苗青圃说，“后来我们了解了一下，认为他是为了弄卫立煌的黑材料的。”
何应钦刚到第一战区总部不久，日军就发动了中条山战役。1941年5月7日晚，日军突然出动，由东、西、北三面进犯中条山区，国民党部队在仓促间迎战。
卫立煌请假未归，何应钦即负责整个战役的指挥工作。在第一战区参谋长兼第9军军长郭寄峤将军部下任少校侍从参谋的苗青圃，每天为搜集资料和传达命令而奔忙，“经常熬夜，紧张时三天三夜不睡觉。”
苗青圃说，参加中条山战役的大部分部队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待遇和士兵素质俱差，外加连年打仗的损耗，以及防御工事的薄弱，根本无法和日军对抗。在日军的强势攻击下，一个月后，中条山战役以国民党部队惨败告终。国民政府称中条山战役是“抗战中最大之耻辱”。
面对如山倒的兵败，苗青圃当时深感泄气，同时为卫立煌没能指挥这场战役而不满，“蒋介石怎么能这么对待卫立煌！”中条山战役结束一年后，苗青圃被分配到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任中校参谋，此时卫立煌已被调任军委西安办主任。国共第二次合作至此已经名存实亡。
1944年，苗青圃被郭寄峤收为义子。1949年，在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已去台湾的郭寄峤给苗青圃全家寄来入台证，他没有跟从。而卫立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自香港发来贺电，并于1955年3月回到北京，被毛泽东称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韩福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处于内战状态的国共两党开始谈判共同抗日问题。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最终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到了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命令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朱德为第18集团军总司令。同年10月，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开始。
此次合作是历史上国共第二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始于1924年1月，标志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导致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到了1927年7月，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遭到清洗。第一次国共合作历时三年半。
第二次国共合作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进行过多次合作，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例如在武汉会战时期，身处武汉的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周恩来、叶剑英等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为会战奔走，八路军、新四军对敌作战千余次。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国共的摩擦逐步升级，1938年12月到1940年3月，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部、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捂部以及国民党第97军朱怀兵部等，先后和八路军、新四军发生武装冲突。其后，还发生“皖南事变”。抗战胜利后，重庆会谈失败，1947年，全面内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1916年1月 生于辽宁省铁岭县崔山屯
1935年 考入黄埔军校12期炮科
1938年2月-1941年3月 先后任第14集团军第9军军部少尉副官、特务连中尉排长、上尉参谋、少校侍从参谋等军职
1941年4月-6月 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少校侍从参谋
1945年2月-8月 第五战区长官部副官处第二科上校科长、汉中军官队上校队员
1949年4月-9月 甘肃省军管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兼武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1949年10月 在成都参加黄埔军校23期特科总队起义队伍起义
1967年 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专案审查12年
1974年 平反
1982年12月-1999年9月 创办由民盟北京市委主办的北京市长征职工中专，任常务副校长
抗战胜利60周年，历史烟尘并未消散。回溯激荡岁月，影像记载了战争期间瞬间的情境，无论是创伤、磨难与荣光。在抗战期间，你或你的家人的老照片对当年场景的还原，可以唤醒心灵深处的记忆。欢迎读者邮寄老照片及详细说明到南方都市报区域新闻部(或者发EMAIL到gdxw2004@126.com)。信封注明“抗战老照片”字样。截止时间为8月10日，一经刊发稿费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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