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正在着手拟定的全国统一的伤亡赔偿标准在业内引起了众多的关注，虽然此间国家安监局对赔偿标准的情况还颇为保密。

　　从目前看来，这次拟制定统一的伤亡赔偿标准是：如果责任全在企业，一个青壮年的赔偿额度最高是20年的工资，依据是当地上一年的平均工资。据此，我们不难算出，如果以平均工资800元计算，对一个青壮年矿工死亡的最高赔偿应该是近20万元。

　　20万元的高额死亡赔偿能否刺激煤矿主们的安全神经，从而扎紧煤矿安全生产的篱笆墙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安监局、煤矿企业和矿工们对此似乎莫衷一是，高额赔偿，究竟作用几何？

　　专家：遏制矿难的良药

　　在很多人看来，高额赔偿标准的出台将是遏制矿难的良药。北京的一位学者告诉记者，现在赔偿额度太低，一些个体矿主打发一个死难矿工就是几万块钱，甚至更少，矿主会觉得这笔支出大大小于安全投资，于是在安全预防措施上省钱，才导致矿难频发。

　　“高额赔偿金是贯彻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50万也不算高！”在山西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局长姜德义看来，高额赔偿触动了煤矿业主们的安全神经，没有哪个老板愿意掏那么多钱搞赔偿。

　　一位从事煤矿安全监管多年的负责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只要出事，就要让矿主们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让煤矿死不起人，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业主安全意识不强、过分追逐经济利益而不愿进行安全投入的问题。”

　　的确，由于近年来一度低迷的煤炭市场开始全线飘红。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煤矿经营者往往忽视安全，组织超能力生产的现象普遍存在。

　　与煤矿业主动辄上百万、上千万元的赢利相比，遇难矿工区区几万元的死亡赔偿，根本算不了什么。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煤矿事故的频发。

　　据此，《北京青年报》也发表社评：虽然将矿工生命与经济成本并论似乎过于冷酷，但算清经济账有助于维护生命时，与这本经济账相应的经济手段就是必要而且有效的。

　　矿工：赔偿遏制矿难有限

　　在一片嘈杂声中，记者却发现其中缺少了矿难的亲历者——矿工们的声音。为了解煤炭工人对于赔偿的想法，记者分别采访了山西、安徽、山东等地的煤炭工人，他们道出了自己对于高额赔偿的看法。

　　“20万的赔偿对避免事故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对于矿工遗属的作用很大。”安徽矿业集团临涣煤矿的刘盛昌说。“有没有赔偿，企业都不愿意出事故，这对企业并不光彩。”

　　和刘盛昌观点相同的还有山东、山西的一些煤矿职工。“对于一些煤矿来说，提高抚恤金的作用有时是‘息事宁人’。”山东新汶矿业集团的欧阳宝塔感慨。“对国有大矿来说，解决煤矿出事的原因不在这里。行业管理体制顺畅、企业领导根本上重视和员工安全意识的加强才是根本。”

　　　在出台死亡赔偿20万规定的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成庄矿的张伟同样认为，即使是20万元的赔偿相对那些产值在亿元以上的煤炭企业来说，赔偿方面的警示作用仍然达不到。

　　而当记者问及多少的赔偿金才是合理时，矿工们的答案大多是沉默，显然，对于这些时时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来说，再多的金钱和失去生命相比，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同样，对于那些失去丈夫、儿子、父亲的矿工家属而言，即使有再多的赔偿也无法换回家庭的幸福和团圆。在记者的采访中，被不少人认为能够遏制矿难的高额伤亡赔偿在煤矿工人看来，并不是阻止事故发生的良药。

　　事实上，从煤矿企业来看，20万的赔偿对于一些乡镇小煤矿确实是不小的数字，也确实有煤矿主们对这个赔偿标准的出台表示担忧。

　　山西乡宁县台头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镇煤矿老板就告诉记者：死一个赔20万元也不是小数目。干这一行不就是为赚钱吗，从自己身上剜肉哪有不疼的道理？今后还是要在安全上多投些钱，以免因小失大。

　　高额的赔偿确实会让一些小煤矿老板们感受“剜肉”之痛，也可能会促使一些煤矿重视安全，增加投入。但对于那些国有大中煤矿，这样的规定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很多人都抱有疑虑：河南大平、陕西陈家山煤矿发生矿难的原因并非安全投入不足造成的。看来，仅仅靠提高赔偿金来遏制矿难的发生，似乎也只能在一定范围起到作用。

　　让赔偿的作用到位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长王宏英认为，如果是单单提高死亡赔偿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煤矿生产的安全问题，应该变事后的强制裁为事前的硬管理，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比方说，山西省已于2004年11月出台规定，要求境内所有煤炭生产企业必须单独提取安全费用，全省预计每年可至少提取60亿元。这就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

　　即使提高矿难赔偿标准对于遏制矿难起了作用，对于前景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因为按照一般的经济规律，当法律、规则的门槛被筑高时，逐利的欲望会驱使人本能地以各种手段绕过大门和高墙，寻找法律、制度和体制的空子，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赔偿数额的提高，也有可能导致掩盖事故真相、隐瞒死伤人数的行为进一步加剧。

　　而要想让赔偿方案真正起作用，必须更加严格地斩断包括国有矿山在内的企业与地方政府及司法、公安等权力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公共权力能够真正负起监督企业、依法为死难矿工主持正义的责任。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似乎严格的制度“高墙”上，却被地方及部门利益撕开一道道口子，或被矿主的糖衣炮弹轰开一个个空子。否则，赔偿的门槛筑得再高，也将形同虚设。高额赔偿标准，仍将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