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个由美方押送回中国的“外逃贪官”余振东8月16日在广东江门受审。余振东是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超过10亿元。庭审中，余振东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硕鼠”携款外逃美国

　　据检察机关指控，自1992年开始，余振东与原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经理许国俊（均另案处理）合谋，采取违规占用广东省辖联行账户的大量资金使用，并通过伪造有关账册平账的手段，贪污公款8247万美元据为己有，用于其在境外设立的私营公司。同时，余振东还伙同许超凡、许国俊采取假借企业名义向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申请贷款的名义，套取巨额联行资金的手段，挪用巨额资金美元1．32亿多元，人民币2．73亿多元，港币2000万元，用于其在境外设立的私营公司的经营，并从中获得公司分红等非法利益共6730万港元，全部用于个人炒卖外汇、股票以及赌博等个人消费。案发后，余振东与许超凡、许国俊于2001年10月12日经香港逃往加拿大、美国。在香港停留期间，余振东通过变卖股票等方式，套取现金，并将余下侵吞、挪用所得的资金转移到美国、加拿大其亲属的账户以及赌场账户中，用于外逃之用。2001年10月，广东省检察机关依法对余振东立案侦查。同年11月5日，根据《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中方要求美方就此案提供刑事司法协助。经过中美两国执法机关长达3年的合作，2001年12月，美方没收了余振东转往美国的部分赃款，并于2002年12月将余振东拘押。2003年12月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美方于2004年4月16日将余振东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

　　缉拿“硕鼠”花费高昂

　　8月16日，余振东涉嫌贪污、挪用公款案在广东江门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余振东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余振东一案耗费了公检法机关大量的人力、物力，可谓是“成本高昂”。首先，是“归案成本”高昂。据了解，为促成余振东归国受审，我国司法部门2001年成立了专案小组，与美方进行了近3年的协商，仅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办案人员就曾6次赴美国谈判。包括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事局司法协助处在内的10个部门与美方及余本人、家属进行了长期谈判，并召开中国、美国、加拿大和香港三国四方协调会议。协商中的主要困难在于两国法律体系不同以及如何说服当事人。最终，经过权衡，余答应归国受审。其次是“取证成本”高昂。“外逃贪官”出国前转移资本的手段都较为隐蔽，总会想方设法把非法获得的钱财转化成私人“合法”财产，这就给警方调查取证设置了诸多障碍。比如不从中国往外汇钱，而是由美方存入美国银行，或转换成房子等不动产，或者通过“地下钱庄”往境外汇钱。余振东也不例外，案发后，他在香港通过变卖股票等方式，套取现金，并将余下侵吞、挪用所得的资金转移到美国、加拿大其亲属的账户以及赌场账户中，用于外逃之用。这些资金能否作为“赃款”和证据，美国方面是否会认同这些“证据”等，都曾一度困扰办案人员。

　　如何降低“追贪成本”

　　如何降低“追贪成本”

　　，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利益？不少专家给出了建议。有专家建议，当务之急是降低“归案成本”。对于尚未归国受审的犯罪嫌疑人，应尽可能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加大协调力度，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居间联络、协调、斡旋的方式，促成成员国间的引渡安排。同时，应尽量争取类似于驱逐出境的变通途径，使犯罪嫌疑人能被直接移交我国，省却繁琐的引渡手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教师邓宇琼建议，对于缉拿“外逃贪官”这个问题，我国应该接受国际上的一些惯用做法，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