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明,一个愁容不展的男人,有人称他为“杨总”,因为现在他是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资产所有人之一。在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像杨先明这样的“老总”还有22人。在日渐衰败的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里,这23名“老总”多年来日夜坚守着这座孤城,他们以过去10年的讨债经历,见证了一个项目盲目投资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恶果。
目前出现成品油供应紧张的区域,均是国内经济发达地区———
商务部国际司尹宗华副司长:目前出现成品油供应紧张的区域,均是国内经济发达地区,成品油需求增幅较快。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双夏”季节,天气酷热,发电和空调用油也较往年有所增加。“休渔”期的结束和暑假旅游休假也带动了油品消费增长。
成品油供应紧张的第二个原因是原油加工增幅回落。近期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虽然在4个月内四次调高,但进销价格倒挂情况仍很严重,炼油企业全行业亏损,影响了生产积极性。
其次,一些地区库存不足,抵御市场波动能力差,也造成了供应的紧张。由于资源总体不足,一些地区供需缺口不断拉大,库存急剧下降,个别地区库存降到警戒线以下。
再次,资源采进难度加大。为补充资源不足,油品供应严重不足的地区的成品油销售企业想方设法通过资源外采来弥补需求缺口,但难度不断加大。突出表现在自采资源价格高,销售价格低。
个人所得税法修订,上调起征点必须优先解决———
财税法专家、北京联合大学刘隆亨教授:多年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在组织财政收入、发挥调节分配这两个功能作用方面效果是显著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建设的推进,个税法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日益显示出来。
主要问题是现行个税法工资、薪金费用扣除额800元,显然已经偏低,而一些地方又自行其是,影响了税法的严肃性。对于这次个税法的具体修订方案,我认为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工资、薪金费用扣除额,建议将工资、薪金费用扣除额提高到1200元或1500元。第二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适当调整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和级距。第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自行申报的收入范围。
隐患影视城未开业已满身债务
在过去的10年里,与杨先明一起的这些“老总”,都是修建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的建筑包工头。
18日下午,杨先明坐在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傻哥茶楼”抽烟喝茶。这里原是热闹非凡,现在只剩了他和几名伺机掺茶的小工。“只剩下这些空房子了”,“陆羽居”、“静香园”、“蜀都府衙”,这些积淀老成都文化精髓的名字,移植到这里后,现在全部成为了没有思想的建筑空壳。
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地处成都市金牛区土桥金周公路侧,占地约41.8亩。“1994年,这里还是农田,”杨先明说,就是这一年自己的命运开始跟随这片土地一起发生了变化。
1994年,一个名叫吕玉琼的投资者看中了这片土地,打算采用土地租赁的方式来修建后来的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她筹资800余万元,并邀请笑星刘德一捧场,作为它的名誉投资人。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就在那一年破土开工,建筑施工进展顺利,到1995年,除仿古建筑外,其他的附属工程已全部竣工。
搞古建筑设计是杨先明的长处,他是彭州桂花镇古建筑陶瓷厂的厂长。1995年6月,吕玉琼经人介绍找到他,请他承建仿古建筑屋面。在与吕玉琼签订的40万元修建协议中,杨先明是垫资修建,吕玉琼将按工程进度分批付款。
承建仿古建筑屋面后,除了厂长的身份外,杨先明又成了领导近百建筑工人的包工头。“结果她只给了不到10万元。”杨先明说,他垫了其中的30多万,但竣工后,这30多万就一直被欠着,一拖就是10年过去了。
像杨先明一样,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在修建过程中,还有另外22个承建了不同工程的包工头,都有大量的工程垫资款没有拿到手。
吕玉琼投资的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还没开始正式营业,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债务。
鼎盛明星助阵城内人山人海
尽管身负着重重债务,1997年1月,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还是开始试营业。平时门票是2元一张,因为周末要举办民间文化演出,一些电影明星也时常光顾,门票有时也会因此提高到10元一张。也就是在这一年,刘德一主演的《傻儿司令》在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开拍,影视文化娱乐城的茶楼也取名为“傻哥茶楼”。就冲此名气,茶楼每天顾客盈门。哪怕要在“傻哥茶楼”喝上一杯5元的茶水,也需要有静候空位的心理准备。
为支撑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的发展,金牛区互助村为刘德一、沈伐、李伯清各划地一亩修建住宅,并与影视文化娱乐城一墙相隔。除李伯清外,1998年,刘德一、沈伐均在此建住房,明星效应淋漓体现,甚至城外的金周公路也出现从未有过的繁忙,在人潮簇拥中常常陷于交通瘫痪。如今,明星的住宅已不复存在,互助村也收回了土地。
1997年和1998年,刘德一连续两年在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祝寿,城内人山人海,每条巷子一眼望见的除了人头还是人头。盛大场面被拍了照片,便于以后用于影视文化娱乐城的宣传。“热闹程度恐怕不比南京夫子庙差多少。”杨先明至今随身保存一份,闲暇里独自回味。
讨债官司打了几场包工头成老总
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开业最初两年生意并不差,但欠23名包工头的钱却仍没有付。
“我们同意让它试营业1年,期满后再支付余款。”杨先明说,到1998年期满后吕玉琼并没有兑现承诺的工程款,每次都以无钱支付来推脱。
“没钱?”杨先明瞪大眼,“开业后每年都有电影电视剧在这里拍,拍部大戏算完演职人员吃住开销,一月也要收入10多万元”。而在这时,城内游客也来得很多。
工程欠款问题一拖几年没解决,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的债务矛盾也开始日益突出。投资人吕玉琼开始减少在城内露面的次数,23名工头也开始认真思忖怎样才能拿到被一直拖着的工程款。
1998年5月27日,是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承包修建方会计———王洪最后一次见到吕玉琼。他说,吕玉琼答应当天给钱,但离开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人看见过她。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也交给一家名为“东方科技”的公司管理,并在当年8月与吕玉琼签下了委托管理协议。
23名工头分析认为,吕玉琼将影视文化娱乐城托管,是逃避债务的行为。“我们发现苗头不对,就开始起诉吕玉琼。”工头谢英福说,在5名工头的委托下,他将吕玉琼起诉至金牛区营门口法庭。
也就在这个时候,影视文化娱乐城的经营也开始一天不如一天,尽管每日各项收入能够达到上千元,但与刚开业相比已经大幅下跌。而与此同时,同影视文化娱乐城相似的郫县西游宫倒闭,成都世界乐园也日渐衰败,影视文化娱乐城身受内忧外患所困。
1998年8月,谢英福在营门口法庭胜诉,吕玉琼对判决不服,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年,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但就在这之后,23名包工头就再也没有获得有关吕玉琼的任何音讯。而就在1999年底,影视文化娱乐城的受托管理者———“东方科技”也向成都市中院起诉吕玉琼,缘由也是讨要债务。
这起新增的诉讼,让影视文化娱乐城的债务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也让23名包工头的身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谢英福说,在1998年期间,吕玉琼原本打算贷款800万元来偿付各种债务,但影视文化娱乐城为租赁土地,按理无法贷到800万元。而吕玉琼最终还是将这笔贷款拿到了手,却没有用于偿清债务。不久之后事件败露,贷款银行认定其为不良贷款,“东方科技”应为吕玉琼承担还款责任。
1999年底,成都市中院作出判决,“东方科技”拥有影视文化娱乐城的经营权。
“我们23个工头包括下面1800多名工人都不服,”谢英福说,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是他们包工头垫资修建的,“‘东方科技’凭啥独自拥有经营权?就算轮流做庄,也该轮到我们来经营了。”
由于反对意见大,成都市中院2003年5月再次裁决,23名债权人拥有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两年的经营权,其经营期限至2005年5月为止。
2003年5月29日,在法院监督下,“东方科技”全体工作人员,从影视文化娱乐城撤出,23名包工头作为债权人正式入城接手经营;2004年底,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第三次裁定,23名债权人拥有影视文化娱乐城的资产。
重振旧债未清又添新债
23名包工头接手影视文化娱乐城后,门票恢复到两元一张,但没有了明星的常驻助阵,要想赚回总额将近350万元的欠款,作为隔行的他们显然是件困难的事。
“经营情况一直不好”,谢英福说,大家已无力做较大的经营性投资,仅在影视文化城里做了简单的餐饮生意,并邀请了民间艺人演出。
两年来,平均每天只有几十个人入城游玩,有《抓壮丁》等4部电视剧在城内选景拍摄,收取了2万元的场地费用。而偌大一个影视文化娱乐城,每月开支也需要6000元左右。
从承建影视文化娱乐城的包工头,到成为可以主宰它的“老总”,23名包工头的身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长于建筑施工的包工头,被逼成为娱乐场所的“老总”,在多年来陷入讨债而不得的困境后,这23名“老总”可谓身心皆疲。
23名“老总”放弃经营打算,对影视文化娱乐城进行评估后,以385万元卖给一家名为“金鼠标”的投资公司。“金鼠标”先期向23名“老总”支付了80万元,并约定今年8月1日再次支付150万元,剩下款项至2006年1月1日结清。
2004年8月,“金鼠标”工作人员入驻影视文化娱乐城,23名“老总”满意撤出。“我们以为这么多年的辛苦已经结束了”,谢英福说。但事实并非如此。
“金鼠标”接手影视文化娱乐城之后,对仿古建筑全面维修,定位于老成都传统民俗文化城,于今年春节前正式营业。万年大戏台上再度锣鼓铿锵。强势资金介入后,影视文化娱乐城一度显露出复苏的迹象。
而今年4月,风波又起,“金鼠标”投资公司董事长郭小琪因经济诈骗被捕,万年大戏台上的鼓乐再次戛然而止,影视文化娱乐城再次陷入瘫痪状态。
杨先明表示,在郭小琪被抓前,“金鼠标”已经为影视文化娱乐城投入200多万元,还承担着数百万元欠款。
今年7月底,“金鼠标”找到23名“老总”协商终止合同,要将影视文化娱乐城归还给23名“老总”。自此,23名“老总”又再次接下这座孤城。影视文化娱乐城也经历了它的第四度易主。
回顾过去10年,除吕玉琼外,在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或许再难找到真正的赢家。
18日下午,影视文化娱乐城内,不断有人悠闲进出。“他们都是要账的人”,杨先明说,急也没有用,最长的已经要了10来年,现在索性驻守在城内,等待出现希望的一天。像这样的讨债人,最多的时候住了近千人,“现在好歹也有近百人”。
“我们一直希望卖掉它”,杨先明感叹,老工人要钱,新员工也要钱,只有卖掉才能解决问题。一月前,23名“老总”试图联系新买家,来实地查看的人很多,但无人敢贸然下手。“有的老板已经开价700来万,听说影视城矛盾重重,就不敢再来了”。
买家并不如想象中好找,杨先明说,“我们的钱还没有拿到,不可能还要先成负债人。”他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只有每天守在城内,能卖几杯茶算几杯。
专家
变身“主题社区”是出路
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主题公园”迅速“热”遍全国,一度冒出大大小小“主题公园”1500多座。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仅是这些繁复数字中的一个。事实上主题公园危机是全国性的,它在短短几年“先盛后衰”,更是被专家们定论为主题公园的“生命曲线”。
省社科院经济学教授陈武元认为,主题公园的市场在不断发生变化,游客对主题公园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消费市场变化了,而主题公园仍然没有顺应市场的变化进行改造,必将导致客源市场萎缩,使主题公园收入减少,形成主题公园经营的恶性循环。
主题公园在刚开始经营的前3年,需要投入原始投资的70%来进行产品改造与转型以适应消费市场的变化,而3年后每年需要投入原始投资的33%完成产品转型,现在国内没有一家主题公园能够做到这一步。
对于主题公园应该如何克服经营的恶性循环,专家认为,变“主题公园”为“主题社区”,规避盈利模式单一的弊端,才是它可选择的还生之道。然而,经历10年波折,错过最好发展时期后,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还能回到过去的梦境中吗?
早报记者兰俊摄影华晓峰
背景
老成都娱乐城历程
1994年,吕玉琼筹资800余万元开始修建1997年1月,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试营业1998年8月,“东方科技”与吕玉琼签下托管“老成都”协议
1999年底,成都市中院判决“东方科技”拥有“老成都”经营权
2003年5月,成都市中院裁决23名债权人拥有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两年经营权2004年8月,“金鼠标”工作人员入驻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
2004年底,成都市中院作裁定,23名债权人拥有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资产
2005年7月,“金鼠标”终止合同,将老成都影视文化娱乐城归还给23名“老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