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世界各地纷纷举行各种纪念活动，纪念这场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的胜利，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到莫斯科红场阅兵，到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人们在纪念中沉思，在纪念中觉悟，在纪念中奋起。

　　西方著名政治学家克劳塞维茨在其经典著作《战争论》中称，战争是一种暴力的行动，以强迫对方顺从我方的意志为意图。在他看来，“暴力应当推进到其最大的限度”，而“战争的目标应经常为解除敌人的武装或将其打倒”。正是这种对于暴力的执着，或对暴力的“绝对意识”曾引导不少人走入歧途。

　　在这里不能不让人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战争，它卷入了20亿人，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0%，和全球2/3的国家。交战双方动用的兵力超过1.1亿人，战争中死亡的军人与平民超过5500万。这使人们对于战争对生命与财产的破坏性有了更深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全世界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呼声更加高涨，意志更加坚定。

　　然而，世界并太平，战争时有发生。二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冷战与热战交织，特别是一些大国将战争作为迫使他国“遵从其意志的暴力行为”，将战争作为推进其霸权政策的工具的事件频频发生。军备竞赛不断，其后果是核战的阴云挥之不去，个别国家本来是战争的加害者，却把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对过去的往事采取“鸵鸟战术”，不愿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与此同时，反战思潮也在发酵，反战的力量也在壮大。

　　当年的越南战争曾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战示威，包括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活动。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都无一例外地引发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反战抗议浪潮。2003年2月13日，全球600多个城市同时举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战示威活动，从雅典到都柏林，从布鲁塞尔到华沙，从雅加达到伊斯坦布尔，从芝加哥到华盛顿……千万种语言汇成一个声音：给和平一次机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某种特定氛围下，反战主义有时却不得不让位于“爱国主义”。在伊拉克战争打响之际，美国政府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其国内推行残暴统治、在国际上与本·拉登等恐怖分子遥相呼应的萨达姆形象，这样“打伊倒萨”的战争便被涂上了一层“正义”的色彩。任何批评美国的言论都可能被贴上恐怖主义，或与恐怖主义共谋的标签。美国的媒体不得不“自觉”地过滤掉反战的声音。在自诩为言论自由的国度，人们发现了一种可怕的“失语”。2003年2月，英国首相布莱尔甚至称把国内外的反战情绪与20世纪30年代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绥靖主义相提并论。

　　战争的血腥使人们再次燃起对保护生命的渴望。从这些反战浪潮中可以看到人们对和平的渴求。战后联合国的成立正是在这种诉求的体现。联合国也被赋予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庄严的历史使命。

　　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地球村”由远而近，战争带来的震撼和创伤前所未有，其传导性与关联性更强。在现实主义仍盛行的今天，在喧哗与骚动中，人们如何从过去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如何在历史的岁月中学会超越？如何将自身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相结合？总之，全球人类的共同命运，究竟应当寄托在何处？

　　《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然而，某些大国仍然置联合国安理会的庄严论坛于不顾，同时更对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与遍布全球的反战呼声一概不理，我行我素，先发制人，大打出手。这让人想起西方哲学大师康德的一句话：人类在道德的天平上，或者是继续朝着更坏倒退……可称之为道德的恐怖主义。但愿这样的“道德恐怖主义”让位于人类对和平的企盼，不再横行霸道。

　　值得庆幸的是，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准确地预言说，和平的力量必然超过战争的力量，维护世界和平是大有希望的。人类期盼着更大的发展，只有更大的发展才能更有力量维护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