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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见先生在察看小树生长的情况
山西大同乡村的黄土高原上，每年春夏，都能见到一位来此植树的日本人。他每年大约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在大同植树，其余的时间回国内为植树筹款，至今已坚持了14年。
这位日本友人，就是被当地农民亲切地称作“老高”的高见邦雄先生。
高见邦雄个子其实并不高。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是8月5日的上午，在北京的一家酒店里。两小时前，他还在大同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今年57岁的他看上去要年轻十岁，脸、脖子和胳膊全晒得黑黑的，稍显蓬乱的头发，如果不是那幅眼镜，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位来自黄土高原的农民。他不停地吸着烟，尽管稍显疲惫，但说起在大同种树的经历，他还是十分亢奋，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高见邦雄的父亲曾经参加过侵华战争，而他本人却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一年，即1971年，就曾作为日中友好代表团的一员来过中国，次后成了中国的常客。1992年，他参与创建了非营利的国际性民间组织——绿色地球网络（简称GEN），并任大同事务所的负责人。该组织信守“环境无国界”的宗旨，希望通过超越国界的民众合作，共同保护地球。
1992年1月，高见邦雄和他的同事再次来到中国，希望帮助中国植树绿化。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为他们把植树地点选在大同市的浑源县——高见邦雄的父亲“二战时”恰好也来过这里，这种安排也算是一种“缘份”吧。
浑源县地处黄土高原，干旱少雨、风大沙多，把树种活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然而更难的，却是不被当地人理解。他刚到浑源县的时候，当地的农民叫他“日本鬼子”，对“帮忙植树”更是猜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农民的猜疑逐渐化为友谊。用他本人的话说，是从“面队面”到“肩并肩”。
对于植树，高见邦雄是外行，但他带来了多位不同领域的专家：有搞植物的，有搞水的，有研究土壤的……他们对当地的气候、土壤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研，确定适宜的树苗和种植方法。高见邦雄是个直性子，在遇到不同意见时，他总是据理力争、坚持己见，为此常跟当地领导争得面红耳赤。
14年来，高见邦雄共组织了2000多人次到大同植树，年纪最小的才一岁半，最长者84岁；14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及大同的7个县4个区，种植面积达4500公顷，总计1500多万棵树，许多光突秃的破岭批上了绿装；14年来，他们平均每年捐赠资金100万到200万人民币，累计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
为了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高见邦雄他们在种植杨树、槐树的同时，尽量多种杏、桃等植经济树种，既防止水土流失，又能卖钱。浑源县吴城乡的农民通过种植仁用杏，收入比种植谷子、荞麦大大增长，效益好的地方增加了10倍的收入，最少的也增加了四五倍，人均收入由以前的300多元增长到1000多元。2000年，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目前已经有20多个大学生了。种果树改变了过去环境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存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
高见邦雄他们在种树的同时不忘育人，为当地筹建了4所希望小学（还有1所在河北的张北地区）。树林的经济效益一部分用来做树木的护养，另一部分用来做希望小学的教育经费。同时，高见邦雄关注的环境问题也有所扩展，由最初的植树扩展到保护水资源等问题。
14年的坚持，不仅在黄土高原上播下了一片片绿色，也与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地人都忘了他是日本人，亲切地叫他“老高”，每次见面，都像老友重逢，有说有笑。当年高见邦雄他们种植的树林边，还竖起了“吃水不忘打井人”的石碑。
成果令人欣慰，过程却让人感慨。他们在大同的绿化事业，常因两国关系的紧张而蒙上阴影。但高见邦雄没有丝毫的灰心，他和他的同事决心要一直干下去。他坚信，只要坚持，一起流汗、一起种树，时间和行动会化解一切。
就在我们要发稿的时候，从日本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高见邦雄获得了每日新闻社颁发的“每日国际交流奖”。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设有一个团体奖，一个个人奖，他们获得的是团体奖。
（附：高见邦雄把他在大同的种树经历写成了一本书《雁栖塞北——来自黄土高原的报告》。该书的中文版（李建华、王黎杰译），已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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