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证券法修订”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8月23日开始对证券法和公司法修订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议。与初次审议时的草案文本相比，修改后的草案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要修订。鉴于证券衍生品种具有特殊性，为了对证券衍生品种的发行与交易作出专门规范，在目前对此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二审稿在此条中增加一款，规定：“证券衍生品种发行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8月24日，《上海证券报》）

　　这种经济立法中的“宽口径”姿态正与中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态势相契合。特别是在金融领域，随着全面履行入世承诺最后期限的临近，首先需要引起制度上的一系列变革：不完善的需尽快完善，与国际通行规则冲突的地方需修正或废除，此外还需要制订一些新的法律法规。与证券法相应条款的修改相类似，商业银行法在混业经营方面同样留出了“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突破口。

　　法律作为一定阶段社会生活的规范与反映，它的制订必定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证券法起草之初，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穷尽式的立法方式曾经具备其合理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证券品种，如期权、期指等证券品种的创新，虽然大多数事实上已经存在，但合法性一直存在悬疑。另外，这种由主管机关认定证券创新品种的做法，还压制了交易所和券商的市场创新空间。因此，在证券品种创新热潮的冲击下，随着市场运作日趋规范，交易证券品种的增加，将使证券市场的交易更为活跃，市场创新空间将更为广阔。

　　很显然，金融创新作为当代经济最为活跃的领域，它更为尖锐地触及到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法律体系的定型问题。市场经济需要创新，而所谓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就是建立一种新生产函数，即企业家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社会生产体系的活动。基于这种定义，则必然需要我们对随之而来的“法律规避”作出认定。

　　对此，基于不同的法系理念而持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普通法系赋予规避者较大的自由空间，“非法律明文禁止则可为”；相反，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多数学者认为“法律规避”是一种法律欺诈，所谓“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对之持否定观点。

　　然而法律固有的守成倾向决定了它不可能是朝令夕改的规则体系，这与当代金融创新爆炸式发展的态势极不适应。为此，譬如美国，以《1933银行法》为发端直至上世纪70年代，该国逐渐构成了金融业全面监管法律体系。但随后伴随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大势所趋，80年代后美国又逐渐开始放松监管。关于这一点，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其未雨绸缪将更显必须。

　　经过20多年艰难的转型，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表现在立法方面，则经济领域的立法琳琅满目，尽管母法与子法之间、子法的种类等还有许多不令人满意之处，但经济运行的法治已经逐步替代人治。而为着这种良好的态势得以不断发扬，尽管我国经济体系仍存在诸多必须加以严格管制的领域，但最起码，宽容对待创新的立法理念将有助于树立法律的尊严。

　　葛丰（上海媒体从业者）

　　===== 《新京报》服务热线：010－63190000 、010－96096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