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深圳宝安区公明街道办辖区内两发廊女遭绑架强奸，并且身体被刺下“妓女一号”、“妓女二号”。该案曝光后，警方很快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他向警方供述说，他叫张忠明，20岁，同伴22岁，两人都来自重庆巫溪县，而且都吸毒。

　　他们分别向芳芳、甜甜的家人索要1.2万元和3万元。最初几天的颗粒无收让他们非常暴躁，后来甜甜的家人与男友分几次汇来1800元，他们才表现得高兴些。

　　芳芳欲回湘被医院阻拦

　　28日晚上10时40分左右，芳芳的叔叔和父亲进入公明人民医院，并找到芳芳，他们将芳芳用轮椅推出医院。但在医院门口遭到一直守候在此的四名保安和医生的阻拦（如图）。医院方面表示，芳芳家属之前并没有知会他们，也没有办理相关手续，不能出院。

　　记者在现场看到，芳芳戴着手术帽和口罩，坐在轮椅上情绪显得非常激动，大声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湖南！”她的叔叔和父亲死死抓住轮椅把手，试图将芳芳抬上一个湖南牌照的小车。而几名保安则拽住轮椅，并不停地给公明派出所打电话求援。

　　芳芳父亲说：“芳芳在医院里觉得很害怕，走廊上一有人走动就会感到恐惧，并瑟瑟发抖，所以想把芳芳连夜带回湖南治疗。”

　　11时15分，两辆警车开到现场。芳芳家属和院方仍在激烈地争吵。

　　芳芳和甜甜属卖淫团伙成员

　　芳芳和甜甜对媒体的采访和一些好心人的探望持排斥态度。“因为她们的身份很特殊——既是受害者，又是犯罪嫌疑人。”

　　芳芳和甜甜都是在发廊里以出台的名义被凶犯带走，导致惨剧的发生。“可以确认，芳芳和甜甜均属卖淫团伙的成员，而且主犯在逃。”当地警方对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很多人关心她们，是因为她们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但作为办案者，我们要处理的是情和法的关系，同情她们和她们触犯了刑律并不矛盾，同样不等于今天你是一个受害者，明天就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了。”

　　“所以，目前的阶段我们只能婉拒那些热心的来访者，包括想为她们提供整容帮助的医院，”警方希望向公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因为我们无法甄别会不会有她们的同伙混入医院串供。”

　　李银河谈“刺字惨案” 用法律惩罚道德问题，也有问题

　　昨日下午，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做客搜狐网嘉宾聊天室，解读弱势群体的现实出路。李银河认为，“社会用法律手段惩罚道德问题，这本身也是有问题的；提倡卖淫的非罪化，才是根治对性工作者犯罪的有效举措。”

　　“芳芳、甜甜”是弱势群体

　　李银河提出了以下数据：以芳芳和甜甜为代表、非法工作的“小姐”群体有相当数量，她们的权益受到很大的威胁。东北地区一段时间内非法致死的小姐有700名。“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是700个大学生死掉，会引起怎样的轰动，”李银河认为，“边缘人”的权益之所以没有得到保障，就是因为她们的职业性质——她们的身份使得在需要报警的情况下，无法寻求警方的保护，因为她们也是警方追捕、打击的对象。

　　而这样现象来源于一种错误的认识：她们是社会的危险分子，比如会破坏家庭，如果保护她们更会让男人嫖娼没有内疚感……李银河认为，“这些人不是特别威胁社会的危险分子，而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在“芳芳、甜甜”事件被披露后，也有人评价“小姐就是贱人”、“她们自作自受”，李银河认为，对于弱势群体的这种评价，事实上是“缺乏同情心”。在中国做小姐的人很多是农村贫苦的女孩，这其中存在很明显的“阶级差异”、城乡差异，“她们的生命安全不应该得到保障，谁让她们干这个”，这其实是歧视穷人的思想倾向。当然，选择做“小姐”的人一方面有贫穷的原因，但也可能是贪图享受，这是道德问题，如果我们从法律上惩罚道德问题，这也是有问题的。“不能因为她们不高尚、好逸恶劳，就把她们抓起来吧？

　　在中国，这样的边缘群体还有很多，比如同性恋群体、虐恋群体、吸毒群体等等。李银河说，目前，各国都在做一些工作，对边缘群体建立反歧视法以加以保护，中国应该借鉴，但设立反歧视法是第二步，而第一步应该是“非罪化”。

　　教会她们生存的技能

　　“如果中国的法律环节不理顺，这些边缘人就确实没法得到一个公民应得的保护。”李银河认为，“有人主张卖淫‘合法化’，这也会带来很多问题，而‘非罪化’可能是最适合的。”

　　卖淫的非罪化，就是使边缘人得到合法的身份，这样才能保障其人生安全和基本生存条件。因为从根本上讲，卖淫就是“成人之间的性交易”，如果由警方管理，她们就会转入地下，甚至被黑社会控制。

　　如果承认甚至保护这个行业的存在，是否会引起更糟糕的社会问题？李银河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地把性交易、性工作这个行业消灭。但是，在卖淫合法的国家会有定期检查身体的要求；在泰国等国家，有性别问题讲习班，教“小姐”等边缘人怎么使用安全套，怎么防身，在碰到困难或危险的时候，怎么样求助。

　　主流社会打击边缘人群就是把她们（他们）推给黑社会，与其这样，不如正确引导。李银河提出，比如可以通过办学校、训练班的形式，使她们除了卖淫还能获得其它的生存技巧以谋生。

　　李银河在接受采访中，多次强调了政府和大众转变思路的问题——不是抓她们，罚她们，而应该帮助弱势群体获得新的生存技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

　　事件折射治安问题症结

　　恶性事件发生后，宝安，这个位于特区关外的深圳第二大区的治安问题，再一次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

　　宝安是从深圳到东莞、广州的通道，这里由于地处关外，进出不需特区通行证，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首选聚集地。也正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宝安的治安状况急剧恶化。

　　“宝安治安之困，实际是中国治安问题的宝安症结。”一位媒体从业人员这样总结。宝安政法委书记徐福民坦率地指出，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治安形势不容乐观。

　　宝安的治安困局始于“经济高速发展”、“人口不断拥入”。学者的观点是，这是快速发展后的“营养不良症”。大量外来人口拥入给城市带来的“消化”压力，在几乎所有珠三角城市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宝安区可以说是深圳的一个缩影，与特区内相比，宝安滞留的外来人员文化偏低，收入偏低。大量临时性的人员本身是对城市没有感情的，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赚钱。而那些并没有一技之长的三无人员，他们也要赚钱，不管是黑的还是灰的，这就是治安的隐患和城市管理的潜在危机。

　　由于在城市里处于边缘地位，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员对城市有排斥情绪，城市对他越疏远，他们的情绪就越要爆发，这一部分特殊人群酿成了对城市潜在的威胁，而一旦爆发，他们对社会的报复和破坏性是惊人的。

　　此前在宝安犯案猖獗的“砍手党”，“手段极其凶残，不管你有钱没钱先砍了再说，根本不计后果。”公明派出所的警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