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亮庆 实习生 任沁沁

　　8月26日，加拿大移民与难民局在对赖昌星再次聆讯后宣布，由于没有足够的理由让法官相信他不会潜逃，决定继续对其实施拘留。

　　日前，在北京参加“首届当代刑法国际论坛”的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中国项目部主任杨诚教授，就赖昌星案件的最新进展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2004年2月，加拿大政府专门聘请杨诚作为政府方面的专家证人，对赖昌星案件发表法律意见。

　　赖昌星拒绝回国的理由不存在

　　据杨诚介绍，目前赖昌星已经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上诉。在联邦法院上诉庭驳回其上诉请求之后，按照加拿大法律规定，赖昌星的最后一个司法程序就是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根据规定，最高法院可以受理或不受理。而只有其受理了，赖昌星才能申请司法复议。是否受理，是否复议，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作出裁定。加拿大司法部对赖昌星提出的上诉申请也进行答辩，上诉与否，司法部的观点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像这种案件，是不应该受理的。如果不受理的话，那就应该进入行政程序，进行遣返前的风险评估。赖昌星作为一个进入加拿大的访问者，如果他可以获得难民身份，就能留在加拿大，如果不能获得，那就没有理由在加拿大继续留下来。

　　杨诚认为，赖昌星不太可能留在加拿大。现在他之所以请求留下，有这么两个理由：第一，担心会受到酷刑。加拿大法律和《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规定，如果一个人被遣返回国可能遭到酷刑的话，也不能遣返。这个问题现在还在争论。但是按照加拿大政府的观点，根据中国目前的司法情况，赖昌星回国之后是不会遭到酷刑的。第二，担心不能受到公正的审判。赖昌星回来会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从程序法上看，赖昌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回来以后肯定会受到审判。根据中国现行法律，他是会受到惩罚的。杨诚认为，案件本身的知名度那么高，而且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回来以后会受到不公正裁判。况且，中国的刑事法正在修改，与国际接轨是非常明确的。

　　不断上诉是混不下去的

　　杨诚认为，对赖昌星案件的管辖权，从法律上讲，中国政府是有的。但是，赖昌星人在加拿大，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中国政府不可能直接干预案件，而只能向加方提供某种协助。譬如，加方需要某种证据时，会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并派人来中国取证，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起配合作用。

　　当然，中国政府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加拿大法院。在司法独立的加拿大，我们发现，政府对于赖昌星案件很少发表公开意见，因为行政当局在任何案件审判结果出来之前所发表的任何意见，都有干预司法独立的嫌疑。

　　杨诚对赖昌星案件的结果进行了预测：赖昌星的这次上诉，如果今年年底之前被拒绝，被驱逐出境，他又可以申请司法复议。如果他还有一次复议请求，那么还会拖一段时间。但是，这样的可能性非常小。赖昌星再玩下去，可能再拖一段时间，但是对于他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只有他的律师继续挣钱，到最终关头，他必然还是要被驱逐出境的。如果赖昌星聪明的话，就应该选择回来。他如果能把潜逃出去的钱财返还一部分，与当局比较合作，相信会得到公正审判的。

　　杨诚说，赖昌星对加拿大的法律看不清楚，以为只要不断上诉，就能混下去，这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与其赖在加拿大不走，惶恐不安，动荡辛苦，不如早日回国接受审判。

　　杨诚认为，中加两国政府的立场是非常一致的，应该说都想尽快将他遣返。

　　中国司法改革要与国际接轨

　　杨诚表示，现在，跨国逃犯案件不少，从中国挟款外逃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数惊人，目前也没有一个完全的统计。

　　实际上，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还存在一些疑虑。西方国家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对于非暴力犯罪不判处死刑。而中国的刑法中，一些非暴力犯罪，如像赖昌星这种严重的腐败分子，是可以判死刑的。国际上，对于非暴力案件的判处，一般是认为不能判处死刑的。这在国际上无可争论。而中国刑法对于严重的非暴力案件可以作出死刑判决，这成为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无论引渡还是遣返，这个障碍如何克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样一来，最后就变成，每引渡一个人回来，就必须要保证不判他死刑。这发出了一个奇怪的信息：即犯罪分子只要逃到其他国家去，中国政府就很可能保证不判他死刑。即使被遣送回来，也能保住一条命。对于那些逃不出去的人来说，这是否公平呢？这很可能鼓励犯罪分子往国外跑。

　　杨诚指出，中国的司法改革要加速与国际接轨，符合公正审判的标准。中国现在关于法律援助的条例中，能够保证提供辩护律师的只有很有限的几种罪行，如可能判处死刑的，一定会有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可能被判无期徒刑或者10年有期徒刑、5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就没有法律援助方面的保障体系。在资金方面，中国政府提供给法律援助的开支，只相当于加拿大在此方面国民人均开支的1／200。加拿大政府的法律援助经费是一年人均拨款20加元，中国人均1分加元，也就是6分人民币。这种不能保障辩护权的情况，必然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影响。

　　杨诚最后说，法律改革也好，增加资源配备也好，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已经非常迫切，否则中国在与外国进行司法合作时，就可能受到影响。到目前为止，中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没有签订过一个引渡条约，障碍就在此。改革国内法，使之与国际公认的标准全面接轨，是成功合作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