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同住在巴南李家沱重庆染料厂一幢家属楼里，两室一厅，约60平米。四壁空空，客厅摆着简单的家具，一台木钟上刻着的字，显示它的年龄：22岁。比这更老的是，一个搪瓷杯子，印着“1977年”。

　　59岁的赵世同头发花白，戴着黑框眼镜，穿着背心。如果不是手捧着胡锦涛亲笔题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很难将他与国民党高官联系起来。

　　这枚纪念章是颁发给他父亲——重庆唯一一位参加过抗战所有大型战役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赵援。显赫的父亲

　　很难用几句话概括赵援的一生。如果把抗战书籍、资料以及悼词综合起来，大致如下：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等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役；曾经官至国民党124军中将军长，是白崇禧的作战参谋长；他也曾在中共党员的策反下，带兵起义，还偷偷放走100多名中共党员；曾在抗美援朝时，一下子捐出三幢别墅、一辆吉普和10多根金条。

　　拒绝白崇禧提亲

　　赵世同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讲父亲的故事。其中一件事，母亲讲得最多，而且也最动情。

　　1946年，白崇禧即将调离国防部，找到赵援提亲，有意将自己的姨妹介绍给赵援作小老婆。与顶头上司结亲，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但赵援却拒绝了，说“不能对不起卿佩英（赵援之妻）”。

　　卿佩英对赵世同兄妹讲：“国民党高级将领很多都妻妾成群，你父亲却至死未讨小老婆，我这辈子无憾。”

　　北碚起义

　　1946年，赵援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白崇禧调走后，继任国防部长顾祝同对赵援多次许诺“愿向蒋总统举荐继任国防部次长（副部长）”。

　　当时，赵的黄埔二期同学、中共党员谢宣渠正在策反赵。谢建议赵“不要掌握军队”，赵援于是谢绝了顾祝同的提拔。

　　1948年，谢宣渠又传来党的指示，要求赵“掌握军队、准备起义”。赵援随即出任第八纵队中将司令、国民党124军军长。

　　1949年，赵援接到立即逮捕100名共产党员的指示后。他表面从命，暗中却将人放了。1949年9月的一天，父亲带着全家，离开位于两路口（现药检所旁）的花园洋房，匆匆赶到上清寺，父亲的司机早已将吉普车停在那里等候。从父母的对话听出，蒋介石因此事下令抓捕他们全家。

　　指着政府颁发的《起义证明》，赵世同说：“父亲到了北碚后就起义了。”

　　解放后，赵援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4年任重庆参事室参事。

　　要求子女“自立”

　　赵援共有6个儿女。最小的女儿名叫赵自立。赵世同说：“父亲是想让我们自立，不要轻易向别人伸手。”

　　在抗美援朝中慷慨捐金条10多根的赵援，并未为子女留下物质财富，反而要求子女们节约。

　　赵世同至今记得，尽管家里很富有，但兄妹们都很少穿新衣服，总是老大穿了，老二穿，一个一个往下排。“平时，父亲不准浪费。假如漏饭在桌上，哪怕只有一颗，也要我们拣起吃掉。”

　　赵援的6个子女如今均已退休，此前他们分别在贵州地质117队、新华化工厂、重庆染料厂、重庆钢家具厂做工人，有两个无固定职业。

　　尽管生活条件并不宽裕，他们却并未向人伸手。赵世同说，有不少在海外的亲友，经常来信要求帮助他们，或开公司，或帮助出国。但他们都未向人伸手，因为谨记父亲的遗训——靠自己。

　　采访结束的时候，正在逗弄孙子的赵自立笑着说：“我很满足，尽管清贫，但是踏实。”

　　（记者 陈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