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林洁

　　进入9月份，广东各大高校新生陆续开始报到。苏妤（化名）以790分的高分考上中山大学，却对5160元的学费一筹莫展，作为贫困生，她今天被告知将获得5000元的资助，同时必须注册为青年志愿者，在大学期间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累计服务时间不少于150小时。

　　“人家给的钱不能白拿，更应该尽力为别人做点事，良心才好过点。”苏妤说，她早就准备在上大学以后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这次活动正好给了她一个机会。

　　早在开学前，团广州市委、市学联、市青基会等就在社会上发动捐助贫困大学新生的活动，称无论筹集到的善款有多少，每人5000元的资助金额铁定不变，以解贫困生的燃眉之急，但“必须成为注册志愿者、以此积极回报和服务社会”。截至8月26日，共有330多名学生递交申请表参加这一活动，主办方最终确定了69名学生进行资助，但这一规定在公众中引起了一些争议。

　　一位受助学生的家长告诉记者，其实她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当初我没有工作，居委会的人就让我参加义务劳动，凭他们发给我的低收入证，就可以领到政府的救济金。”她目前在社区照顾残疾人与智障人士，帮助比自己更需要关爱的人，所以希望女儿也能通过志愿服务来报答社会。

　　然而，也有人质疑：受助学生是否愿意注册为志愿者、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也应该有选择的余地，采用自上而下的“一刀切”行政命令手段，似乎不妥。

　　“受助者应该明白，社会对自己的帮助不是理所应当的。他们也有责任以自己的能力，反过来对社会对他人有所帮助。”团广州市委副书记折志凌的初衷是，让受助大学生对社会有感恩之心，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折志凌举了个例子：深圳青年歌唱家丛飞10年来将300多万元全部无偿捐助贫困生完成学业，现在他身患重病，居然还有受助学生打电话索要资助，以为丛飞要“赖账”。“扶贫必先扶志，贫困大学生并不意味着能力就比别人差，他们完全有能力回报社会。”折志凌透露，以前也有部分受助学生主动注册成志愿者，但并不具有普遍性。

　　作为资助方的企业代表，胡晓仪表示，企业期待的不是自己的捐助能够获得回报，而是希望受助人得到帮助后，也为别人和社会尽一份力。

　　“这种资助模式的动机是好的，但要推广却存在一定的难度。”广州市慈善会秘书长卢贝拉认为，提倡大学生受资助后回馈社会，是一种很好的引导，但是作为制度推行则有困难。

　　广东青年志愿者研究中心主任谭建光教授则认为，这种模式在逻辑上是合理的，贫困生自愿选择受助，就等于接受了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承诺，这也是一种双向选择。在国外，公益性组织都会有这样的附加条件，特别是在企业中，甚至把员工做多少社会服务来衡量他们诚信的标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大部分贫困生都不太愿意透露姓名和详细的家庭状况，在“既想争取资助上大学，又不愿意以贫穷示人”的“两难困境”面前，他们选择了当弱者。据了解，这样的心态在贫困生中非常普遍。

　　折志凌认为，在给贫困大学生提供物质帮助的同时，给予他们心理和精神上的引导也非常重要。让被资助的大学生成为注册志愿者，把他们纳入到志愿服务的统一安排中来，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谭建光认为，如果学生在受资助的同时又能回报社会，这样能够使他们在公益服务中逐渐树立自信心，赢得社会尊重。

　　本报广州9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