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王斌余，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艰辛的生活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后，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据新华社9月4日电)

　　看完这个报道，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对王斌余抱有同情的态度，尽管他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杀人重犯。

　　王斌余作为社会的一个弱者，一个几乎没有社会博弈能力的弱者，他是被诸多有形和无形的手推到了绝望的境地，他杀了人，前提是他在这个社会中，遭受了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对待。但王斌余毕竟是个杀人犯，被判了死刑，这是法律的判断，是人们的感情无法改变的。常态之下，一个社会的民情，应该和法律的判断基本一致，至少不能相距太远；如果我们的民情经常和法律的判断相去甚远，则至少说明，在某些方面，民众的基本情感可能无法和法律的判断兼容。这种民情和法律判断不吻合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将撼动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王斌余走到这一步，法律责任当然要由他个人承担。但是这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有关地方的政府部门，尤其应该借此深刻反思自己的工作。

　　农民和农民工在当今社会中所处的弱势地位，是种种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造成的，需要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逐步解决。但是，农民工们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很快得到解决。中国的改革有着鲜明的政府主导的色彩，也就是说，政府是中国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中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基本上是政府设计引导的结果。政府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公共权力，正因为此，新华社为此所发的评论说，“只要行政执法人员经常深入到有农民工的工地上，这个问题(指农民工讨薪难)就不难发现；只要司法机关及时改进工作，对农民工讨薪案快接快办，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从这个角度说，王斌余杀人案的发生，有值得反思的深刻的社会原因，有关地方的政府部门应该借此反思自己的工作，并自觉承担道义责任。

　　宁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民工问题专家李禄胜说，“农民工有80%是自发打工”。正因为大多数农民工是自发打工，他们大多没有自己的组织资源，因而没有和他们自身利益相匹配的、能够参与市场博弈的平等地位，这是农民工利益受损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说白了，这其实是一种政治权利的缺失，农民工经济利益受损，正是这种政治权利缺失的反映。我们社会结构发育的不健全，值得高度警惕，深刻反思。

　　中国已经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在人权问题上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二是人权包含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形式。以这种进步的人权观来考量王斌余杀人案，一方面，他的犯罪动因，正是因为拿不到应得的劳动报酬，生存权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清醒地看到，如果个体的人权(比如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将大大地削弱集体人权的内在价值。

　　这充分说明，一个安全的社会，必须至少是一个人人享有基本生存保障的社会，如果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人失去了这种保障，或者一部分人的幸福生活必须由另一部分人来支付代价，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安全感，也有违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