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提醒：现在的青年人要把握《新青年》理性的内核，而不是去找对自己有利的只言片语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苏度报道

　　对《新青年》的纪念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而是找到它与当今时代的精神血源，并且对当今时代有所裨益，就《新青年》与现今的关系问题，《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了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的朱寿桐教授。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作为国内研究《新青年》的基地之一，日前它组织了《新青年》九十周年的学术研讨。

　　《新青年》仍有“整体”影响力

　　《国际先驱导报》问：《

　　新青年》现在似乎已成为“历史名词”，它对当今社会仍有影响吗？

　　朱寿桐答：不但有影响，而且影响不言而喻，当下的思想文化价值观、社会运作方式、以及我们的思维习惯，都与九十年前《新青年》确立的新文化传统有关，现在提倡优秀的古代文化，这固然很好，但古代文化并不是当下许多人的自觉，而新文化传统已经深入当今人们的骨髓。

　　问

　　：举例说呢？

　　答

　　：现在民众中的民主思想以及个性意识，其精神源头并不是西方的民主，也不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而是九十年前那场“解放人”的《新青年》文化运动。

　　问

　　：为什么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无关？

　　答

　　：古代民本思想的出发点不在百姓，而在皇家，如“水能载舟、亦可覆舟”，这已经是古代最先进的民本思想，但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舟”，为了皇权长久。

　　问

　　：《新青年》对当代精神发展仍然有某种“整体”影响力吗？

　　答

　　：《新青年》的精神实质是：人的精神弘扬。内容是：人道主义以及个性主义，其完美状态是两者的融合。一方面有对于普泛的人的存在的同情，同时在众人当中突显个人的价值与个性。从这个意义说它开辟着中国历史上的“人荒”。

　　以上所说的“人”是《新青年》先驱关于人的未来可能性的理想状态，九十年过去了，这一点还并没有完全实现，包括现在所谓的诸多有先锋倾向的生存方式。从这个意义说，《新青年》的影响将继续。

　　人不能“过度解放”

　　问

　　：《新青年》对时下市场经济下的人文精神是否还能有影响？

　　答

　　：在商品化社会中很多人如鱼得水，其中包括知识程度很高的人，但他们在实现自身价值的时候，往往失去了自己个性，现在企业家以及成功人士众多，但他们几乎是一样的，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没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实际上他们无意中放弃了对自己个性的经营，而这点是被《新青年》先驱者广泛提及的。

　　另外，现在有一种社会风气值得“警示”：越来越注重实用、注重眼前以及短期行为，这一点不仅反映在经济界，也体现在文学界、学术界，也包括少数的行政管理者，必须承认，这种风气本身也是价值，它能引发效益。只是，它会遮蔽另一种价值，比如对理想的建构，对理性的建构，对于人性理想状态的追求，九十年前，鲁迅就已经提出“抛物质、张灵明”。这句话现在看来有很新的、更深的含义。它在强化“回归思想”的重要性，即对人生以及理想可能性的丰富与深化。

　　问

　　：《新青年》在提倡“人”的解放，现在有许多人以《新青年》当时的一些话作为放纵的理由，你怎么看？

　　答

　　：《新青年》杂志很宽容，在这本杂志里有非常情绪化的东西，有时甚至登出一些怪话异论，比如：不是说要尊重个人意志吗？那么杀人也是可以理解的，至少他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杀人。这样的话虽然有很大的谬误，但它也登出来。如果现在的青年人要为自己的不好行为硬找理由，到《新青年》中找，其实很容易找到一些“言辞”，因此要小心一些人进入“误区”。

　　但问题是：一个人的极端自私以及不负责任，并不是《新青年》在倡导，更多的是人性中的恶在适应温度上滋发出来的。另外，《新青年》的主导理论是张扬人的理性，在理性上解放个人、并让情感在健康方式上展开。

　　再有，全盘西化也是《新青年》提出来的，鲁迅甚至说不用读中国书，要读都去读外国书。但当时的背景是“中国人只有奴性，没有人性”，这样的言论与其说是让你真的按照实施，不如说是刺激当时人麻木的神经。

　　一句话：要把握的是《新青年》理性的内核，而不是去找对自己言行有利的只言片语。

　　对《新青年》的误读

　　问

　　：现在，对《新青年》是否有新的史实的发现？

　　答

　　：《新青年》的资料很全，保护得也很好，曾经全套影印两次，杂志保存不同于书，书的第一个版本很难收集到，历史原貌的真实程度就不好说，但杂志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它不是一个人的著作，是许多人的作品的结晶，像《新青年》《小说月报》《少年中国》等旧杂志，都保存得很好。因为它影响很大，所以即使在解放前，在大的图书馆里都有比较好的保存。因此，在“倡导新文化、新文学”方面，已经没有大的新资料被发现的余地。

　　问

　　：近两年对《新青年》有无新的与以往不同的认识？

　　答

　　：这几年，有人以反思历史的名义，以某种极端的姿态，抓住《新青年》中的一些偏激文章，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青年》先驱们以非理性的姿态把中国现代文明拉到不健康的状态，认为当时应该提倡改良，走梁启超的道路，并且否定新文化运动。

　　在我看来，这些观点的实质是缺乏历史主义视角，忽略当时特定的“历史规定性”，当时的人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被前人改造，也顺利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以上的观点是以无数已经发生的经验来评判先驱者思维的开拓性，即不合理也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