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获得的巨大成功，决不是偶然的，无论他的青少年时代，经历过怎样的贫困和颠沛流离，他始终成长在一个教育条件十分优异的环境中。西南联大，赋予了杨振宁外柔内刚的个性，西南联大教会了杨振宁奋斗这两个字的涵义，西南联大，留下了杨振宁6年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

　　一流的学校教育和一流的家庭教育，再加上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中国学子以学报国的强烈愿望，造就了杨振宁，也造就了无数像杨振宁这样的优秀人才。

　　早晨头件事：演算数学题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数学家，西南联大的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为人方面的严厉，早就远近闻名，他教育子女的方法也十分独特。这位当数学家的父亲，为了锻炼儿女们速算的能力，给孩子们每人发了一块小黑板，每天晚上孩子们熟睡以后，杨武之先生就在孩子们的小黑板上面，各出一道数学题，第二天早上孩子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必须用最快的时间，把小黑板上的习题演算出来，然后才能去吃早饭或上学。如果不能在父亲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道习题，就要被剥夺吃早饭的权利，甚至上学都有可能迟到，而题目的内容在头天晚上是绝对保密的，父亲每次出题都是在孩子们熟睡以后，要想事先有所准备———办不到！

　　杨振宁在家里排行最大，所以父亲出给他的题目，也总是最难的。每天早上，杨振宁为了完成父亲出给他的数学题，而又不耽误吃早饭和上学，常常五点起床，一直演算到太阳出山天大亮的时候，然而尽管如此，少年时代的杨振宁，也常常会有捞不到早饭，饿着肚子上学的时候。

　　在父亲严厉的管教下成长起来的杨振宁，17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入学考试。作为数学家的杨武之，自然希望杨振宁子承父业，成为一个数学家，杨振宁在中学时候最强的科目也是数学。然而，已经长到17岁的杨振宁，自作主张报考了物理专业。据说杨振宁告诉他那个固执的父亲，世界上没有诺贝尔数学奖，所以他不学数学，一句话就把他父亲说服了。

　　文化生活：自制幻灯机

　　1942年是杨振宁大学时代最忙碌的一年。那时候杨振宁家，住在昆明西北郊龙院村惠家大院的联大教授宿舍区里。乡下文化生活枯燥。教授家的穷孩子们那个时候能吃上饱饭已经不错了，看电影对于他们来说实属奢侈消费，个把月能看一回像过年似的。于是，杨振宁利用家里的旧饼干筒，自制了一台土幻灯机，熊庆来的儿子在玻璃片上画上一些神话人物或日本鬼子之类，两个大孩子晚上便打着手电筒，给海源寺大院里的弟弟妹妹们放“小电影”。杨振宁既要当放映员，还要当配音演员和节目主持人，给孩子们讲述幻灯片上的故事，模仿片中人物的对白，惟妙惟肖。虽然那时的杨振宁已经是大学高年级学生，仍旧不改顽童本性。杨振宁给弟弟妹妹们辅导数学的时候，总喜欢把毕达格拉斯这个名字说得十分响亮，十分自豪。于是，海源寺大院里的孩子们，便给杨振宁起了个绰号，叫毕达格拉斯。后来这个绰号被邓稼先带到了联大物理系，再后来又被闻一多的儿子带到了杨振宁执教的联大附中。

　　到了这一年的夏天，杨振宁已临近毕业，他一面准备他的毕业论文，一面还在走街串巷帮助系上收集废钢铁，为未来的加速器诞生添砖加瓦。

　　从小一块长大的伙伴邓稼先听说高年级同学要自己造加速器，曾经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全世界能够造加速器的大学现在恐怕也不超过四所。”“那我们就是世界第五，中国第一。”杨振宁颇有自信地说。

　　论文导师：独选哲学博士

　　杨振宁白天和邓稼先、朱光亚他们一起去街上收集废钢铁，晚上伏案写他的毕业论文。

　　联大物理系的教授们，可谓众星云集，有来自卢瑟福门下的剑桥博士，有芝加哥、普林斯顿、莱比锡、哈佛、牛津的名师高徒。而杨振宁在毕业这一年，却独独选中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出身的吴大猷先生，做自己的学士导师。

　　吴大猷虽是学哲学出身，可对于现代物理学的造诣，决不亚于他那几位卡文迪许出身的同僚们。他与另一位东方物理学家喇曼长期保持密切友谊与合作，喇曼曾公开宣称，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吴大猷的帮助。后来，吴大猷又把对物理学的兴趣由光学方面转向现代物理。

　　杨振宁上学的时候，就很崇拜吴大猷这位通才式的人物，拜读过吴大猷先生那篇有关原子振动的论文，培养了他对现代物理方面的兴趣，在进入大学四年级以后，他选择了原子振动这个具有一定难度的课题，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

　　可是，怎样寻找突破口，一直是杨振宁颇伤脑筋的事情，把吴大猷先生的论点重新论证一遍，自然是最省事的办法，可是，西南联大不喜欢这样的学生，吴大猷先生看不起这样的学生，杨振宁自己也不愿拾人牙慧，他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

　　有一天，杨振宁偶然从父亲桌上看到一本数学杂志，上面登载了一篇迦罗华利有关数学群论的文章，突然触发了他的灵感，数学功底一向十分扎实的杨振宁，决定选择以数学群论的方法来研究原子振动这个课题，并进行了初步的试论。吴大猷得知杨振宁决定用群论方法来研究原子振动，十分高兴，向他推荐了德国科学家E·Wiyel的文章《群论与其在原子光谱中的应用》，父亲杨武之也向儿子推荐了狄克逊的《近代代数理论》等参考书目，最终确立了杨振宁毕业论文选题《群论方法应用于多原子振动》。

　　科学家的爱憎

　　“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联大6年时间里培养起来的。”1957年，当杨振宁走下诺贝尔物理奖台时，曾经这样对一位西方记者说。

　　如果没有爱憎，杨振宁16岁那年无须跟随母亲不远千里，一路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倾家荡产流浪到昆明；如果没有爱憎，杨振宁17岁那年无须违背父亲的意志，投考联大物理系；如果没有爱憎，杨振宁21岁这年，无须牺牲写毕业论文和打工的时间，背上那个破竹筐，走街串巷收集废钢铁，为中国的第一台加速器问世去做一个没有分毫报酬的苦力工。

　　西南联大，赋予了杨振宁外柔内刚的个性，西南联大教会了杨振宁奋斗这两个字的涵义，西南联大，留下了杨振宁6年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

　　终于有那么一天，杨振宁脚下的鞋子磨破了，衣服也被他捡来的废铁勾了一个洞，杨振宁只好像许多同学一样，穿着破衣烂衫来上课，好在那时候穿破衣服上课很正常，没有人嘲笑他。放学以后他依旧背起破竹筐去昆明街上找废钢铁，只是动作更小心了。在昆明生活了整整五年的杨振宁，学会了一口地道的昆明话，“有破钢烂铁收来卖……”

　　5年以来，杨振宁第一次走遍了昆明的每一条大街小巷，“有破钢烂铁收来卖……”的声音，总是那么响亮，那么自豪，无论昆明城里的人们，是对他报之以敬仰，还是报之以白眼。穿着破衣破鞋，胸前佩戴联大校徽的杨振宁，总觉得收废钢铁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他不再为自己破烂的衣服和高声的叫卖感到羞愧。

　　群论、原子振动、回旋加速器、破衣服、破球鞋、破竹筐、废钢铁……构成了大学最后一年里，杨振宁独特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