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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余的父亲王立定到看守所看儿子，这可能是他们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
Ｎ秋水
农民工王斌余因为父亲的腿被砸断急需用钱，多次向老板讨要工钱未果并受到侮辱。在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向前来劝解的工友一家举起了刀，杀死4人，重伤1人。最近，王斌余被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这一极端事件日前经新华社报道后，激起强烈的舆论反响，网上相关帖子无数。杀人偿命，何况连杀多人，一个从法理和程序角度来说并无疑义的判决，却遭强烈质疑。目前，该案的刑事二审由宁夏高级人民法院的刑庭审理。
讨要工钱未果
愤杀工友
据报道，来自甘肃的农民工王斌余原是一个“很淳朴、善良”的小伙子。但今年5月份，因为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就想要回5000多元工钱，可老板却只给50元。于是王斌余就去找劳动部门，他们建议王到法院。法院说受理案子要3到6个月，时间太长，让王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立即给老板陈某打电话，说他违反《劳动法》。陈某却诬赖王看工地时偷了铝皮，不给工钱。5月11日，经劳动部门调解，包工头吴新国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算清工资。吴新国从劳动局回来后，不但没有支付王氏兄弟工资，反而勒令王斌余兄弟立即离开工地，王斌余兄弟面临无处容身的困境。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兄弟蹲在工地前痛哭一场之后，携刀具前往工地负责人吴新国住处索要生活费。吴新国一直不开门，并打电话叫住在附近、工地上的另一农民工吴华过来劝王斌余兄弟离开。吴华和其岳父苏文才、妻兄苏志刚，妻子苏香兰等人来劝王氏兄弟离开。争执中，平时以王斌余长辈自居的苏文才打了王斌余一个耳光，双方即厮打起来。厮打过程中，王斌余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将苏志刚、苏文才、吴华、苏香兰相继捅倒在地，又将吴新国的妻子汤晓琴多处捅伤。
吴华、苏香兰及苏志刚同样是被吴新国拖欠了工钱的农民工,和王斌余是同工地上的工友。
一审判决
被广泛质疑
9月6日，此案经媒体披露，绝大多数网友在表达关注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同时，对王斌余一审的死刑判决不满。甚至有法学学者如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高一飞撰文分析认为“对其处以极刑，就违背了人性，让人遗憾”。还有人称，无论结果如何，“王斌余都注定要成为和孙志刚一样的历史标志性人物”。网上舆论几乎一边倒要求对王斌余赦免死刑。
“王斌余是值得同情，可是难道吴华，苏香兰等就不值得同情了吗？”而四位被害人的代理人张律师则说。张律师认为：“法律是全国人大通过的，应该受到尊敬和敬畏。王斌余杀人不是愚蠢，是过激，是长期自尊受伤害爆发的行为，但是正如一审判决书中所说‘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而各大媒体则先对社会制度进行反思，认为“农民工利益屡屡受损反映出一种权利的缺失”。对社会局部存在的阶层差距拉大等不公正、不和谐问题表示忧虑。
媒体和学者
卷入混战
但媒体的反思很快又沦为该不该判王斌余死刑的混战。一些学者也卷入其中。9月7日，新京报发表一位学者的评论《有必要判王斌余死刑吗？》，首次对王斌余被法院判处死刑的审理结果明确质疑，提出现代刑法对于定罪判刑，不能光看行为后果，“法不外乎情理”。
一场争论拉开帷幕。9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社论《悲情不能遮蔽真相关怀回归专业准则》提出，“媒体报道不得干预独立审判，这是法治国家之铁律无疑”。媒体和专业人士“都要警惕自我身份的过度膨胀，警惕对社会问题的忘情关怀越过严格的职业准则，进而危及社会的法律底线”。
9月14日东方早报《王斌余案的民意能否有助正义》，代表了部分法律专业人士的观点，提出“民意与舆情对司法审判的介入是否违背程序正义”的怀疑。
司法审判的独立性是社会常识，而企图改变一审死刑判决结果的人群中，既有各行各业的平民百姓，也不乏专业的法学研究者和法官、律师等司法操作者及新闻界人士。这说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对社会局部存在的阶层差距拉大等不公正、不和谐问题的思考和忧虑，已经成为社会中许多人的普遍性感受。这种感受累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对于任何有可能凸显出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信号，其反应都高度敏锐。经媒体曝光后被迅速放大的王斌余案，也正是点到了这样一个社会的敏感穴位上。所以，人们只是记住了他的生计艰辛，只记得他来自农村的打工者背景，而潜意识里却选择性地模糊了他极端的犯罪行为。
农民工之外
也有论者认为，从王斌余杀人事件中，我们不应当拘泥于“农民工”的问题，应当从更为深层次地去找问题，才能从中吸取教训。
王斌余为了讨工钱，先后找了劳动部门、法院，但这些部门都在踢皮球，这也是导致王斌余杀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毋庸讳言，我们国家的许多部门的服务意识都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的是制度上的问题、有的是管理体制问题，重要的是人为因素。不仅仅是农民工难办事，即使是“城里人”也难办事。只是相对来说有的能够熬得住、耗得起。有关部门应该从中汲取教训，提高服务意识。
王斌余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技术的农民工，只能够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像这类人群不能说是极少数，只有不断地加强教育和培训，从文化知识到行为规范进行必要的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素质，才能使其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减少不必要的损害。
农民工纳入
工会维权范畴
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发布《2004年中国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蓝皮书》，蓝皮书透露的信息表明，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组建工会组织、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已经成为各级工会组织的工作重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在去年的一次调查后表示，全国的进城务工人员已经达到1亿多，但是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却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农民工大部分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弊端是，他们无法通过工会维护自身权益，从而导致一些农民工采取非法手段维权。王斌余案即是极端例子。
2001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明确规定，在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据此，进城务工者也同样拥有这项权利。2003年9月，在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城务工人员第一次鲜明地被定位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此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希望各地组织进城务工者加入工会。截至去年9月底，共有3500万名进城务工人员加入了工会组织。
农民工讨薪成本
至少三倍于收益
据悉，各级工会目前正着力推动解决企业的欠薪问题。而在企业欠薪的问题中，最为突出的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
自2003年12月开始，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全国8个省发放农民工维权状况调查问卷和农民工维权手册各8000份，调查农民工维权典型个案17件。调查发现：在这些农民工中，48.1%的人有过出门打工但拿不到工资的经历，其中30.6%的人有100元～1000元的工资没有拿到，15.7%的人有1000元～5000元的工资没有拿到，1.6%的人有5000元以上的工资没有拿到。
调查显示，农民工讨薪需付出四大成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接受调查的农民工平均讨薪的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则成本最少需要5000元，最高将超过9000元。农民工讨薪的巨额成本，给本人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
由于依法维权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程序繁琐，处理时限过长，而且付出巨额成本后许多权利不能得到维护，或者处理结果不能弥补其维权过程中付出的巨额成本，所以许多农民工不愿意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以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劳动争议。基于此，有的农民工选择了暴力手段或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跳楼、爬塔吊等。王斌余案即是极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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