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9月26日消息 德国大选被许多人看作是欧洲政治的风向标，有些分析家在大选揭晓前预言，如果默克尔成为德国首位女总理，德国将出现一个亲美右翼政府，欧洲可能向右转。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发表于时语撰写的文章，认为选举结果表明，德国选民变得更左，揭示旧欧洲的政治右转是为时过早甚至一厢情愿的预言。文章指出，德国大选结果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和萨尔科齐政治行情的下跌。从挪威右翼政府近日大选后下台，英国保守党的一蹶不振，以及意大利右翼亲美政府不断丧失民意、面临明年大选失败的危险，欧洲的政治趋向其实并不模糊。

　　德国大选结束多日，但是选出的政治僵局导致新政府难产。即便最后出现基督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大联盟，也不会是个有效和稳定的政权。

　　从长远角度看，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德国大选指示的欧洲未来趋向。基民盟曾经领先社民党20多个百分点，论客们纷纷预言其领袖默克尔成为德国首位女总理有如探囊取物，更重要的是施罗德的反美外交将为默克尔的亲美政策取代，美欧修好而形成对中国不利的新世局。

　　这一右转演变还不限于德国。两个月前默克尔走访巴黎，对反美的“跛鸭总统”希拉克只是礼节性敷衍一番，重头戏是和准备问鼎法国总统宝座、与默克尔“志同道合”的内政部长萨尔科齐交换意见，为德法两国先后出现亲美右翼政府作铺垫。

　　萨尔科齐当时与默克尔在联席记者会上鼓吹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紧迫性，借彼时势不可挡的默克尔“东风”，为自己取代希拉克的政治算盘造势。如果默克尔和萨尔科齐先后得手，主导“旧欧洲”的法德轴心右转亲美，大西洋两岸局面将出现重大变化。

　　可是德国大选以基民盟仅仅领先社民党0.9个百分点、原定右翼联盟未获国会多数的局面告终，使得人们对德国以至整个欧洲大势产生疑问：欧洲究竟向右转还是向左转？

　　欧洲右转有两个层次，一是外交政策：是向华盛顿靠拢还是继续法德近来倡导的欧洲独立外交？另一是内部经济政策：是加快强调竞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还是坚持主张“社会公正”的欧洲福利主义模式？

　　德国大选应该对欧洲的趋向有明确提示。有趣的是大西洋两岸的解读也有见仁见智之别。

　　例如《纽约时报》9月21日的社论认为德国选民要求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因为“支持改革的三个政党获得了80%的选票”。但是《德国之声》的选后评论题目却是《德国还不准备改变》；法国《费加罗报》20日的评论强调赞成和反对改革的德国选民旗鼓相当；英国《卫报》同日的评论称德国大选“是一次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投票”；德国《明镜》周刊的选后评论更赫然是《德国保守主义的死亡》！

　　分析一下德国最近两次大选结果，就会看到欧洲传媒比想当然的《纽约时报》更把握了德国社会的脉搏。

　　德国选民变得更左

　　2002年大选中，社民党、绿党和民主社会党(德共后身)等三个左翼政党一共获得51.1%选票，基民盟和自由民主党两个右翼政党共获45.9%。这次大选，社民党、绿党和新成立的左翼党一共得票仍然正好是51.1%，而基民盟-自民党这右翼联盟得票总共是45.0%。

　　换言之，在施罗德红绿联合政府执政三年来经济停滞不前、失业人数创历史纪录的气候下，德国左翼仍然维持了超过半数的票数，而右翼得票却下降了几乎一个百分点。

　　如此结果，默克尔个人难辞其咎，尤其是自己在前东德长大，却彻底输掉了家乡父老(基民盟在前东德地区得票才勉强20%)，令人想到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输掉家乡田纳西州的戈尔。难怪德国发行量最大的《画报Bild》挖苦默克尔是“悲哀的赢家(dietraurigeSiegerin)”，也难怪德国媒体认为默克尔即使能坐上总理宝座，其政治生命也来日无多。

　　有如此有利的天时，德国右翼得票率不增反降，揭示旧欧洲的政治右转是为时过早甚至一厢情愿的预言，也是《明镜》周刊“德国保守主义死亡”结论的依据。

　　原社民党内“极左派”和德共化身民社党新组的左翼党这次异军突起，不仅在前东德地区获得四分之一以上选票，更在西德取得突破，成为全德第四大党。所以施罗德中左政府“险输”这次大选，并不是德国选民右转，而是变得更左。左翼分化则是欧洲政治的另一特征，此处不论。

　　德国大选对前述所谓欧洲右转的两个层次都有很大提示。它首先证实施罗德反美外交的民意基础。在没有经济成绩可言的情况下，施罗德能够在几个星期之内化解默克尔领先20个百分点以上的优势，“反美牌”功不可没。除了施罗德强调他决不会派兵攻击伊朗，社民党在选战中还公开利用美军尸体从伊拉克运回美国的图片，来攻击默克尔的亲美态度。

　　其次是经济改革。德国大选的最基本信息，是超过半数的选民反对由右翼政党来领导这一改革，表明多数民众维持现有福利政策的强烈愿望。这其实并不是德国大选的发现。法国和荷兰在公决中拒绝欧盟宪法，早有评论家指出是出于反对“新自由主义”。

　　如此民意下，欧洲如何应付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是个有趣的题目。

　　“新自由主义”常被等同于所谓“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所以欧洲对改革的迟疑中混织了反美主义。法德轴心最后是如牛津大学提摩太·阿什教授在德国大选后哀叹“沦为欧洲病夫”呢，还是创造经济改革的“第三种道路”，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如《卫报》评论，德国大选结果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和萨尔科齐政治行情的下跌。从挪威右翼政府近日大选后下台，英国保守党的一蹶不振，以及意大利右翼亲美政府不断丧失民意、面临明年大选失败的危险，欧洲的政治趋向其实并不模糊。这是人们在观察欧美表面上携手对付伊朗核计划时不能忽视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