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

　　2000年前后，王翠霞体内植入的肾脏开始被身体排斥。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因为肾脏已经不能良好工作，王翠霞体内再度开始积液，每周需要透析。同时，由于植入的肾脏还在体内，抗排斥药也不能间断。每月的医药费，上涨到六七千元。

　　“就是那段时期，我们家一下子彻底垮了。”马铸铭说。

　　马国林尽管有中级会计职称，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帮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元的收入。

　　他捡过破烂。但没多久，被一群联防队员连板车扣下，要查看身份证，并威胁要处以罚款。

　　更紧要的是，他需要一日三餐照顾卧床的妻子，帮她量尿液，掐着钟点叫她吃药。他不能朝九晚五地上班。

　　他最体面的一次收入，是在帮一家企业做过审计之后，企业给每个会计送了一张600元的购物卡。他考察了这家大商场之后，欣喜地跟儿子说：“这家商场的药店不错。”结果，这张卡全部买了药。

　　渐渐地，马铸铭听到有人悄悄跟他说：“你知道你爸怎么跟人要钱吗？”

　　他只知道父亲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却不知道，父亲一次次跪下给人磕头。

　　在内蒙古筹钱，这位县城里体面的会计，在胸前挂上这样一块纸牌：

　　求救性命

　　我妻子患尿毒症，住北京朝阳医院急需手术医疗费，敬请帮我一些钱，救救她一条性命！

　　叩拜 谢谢！

　　而在北京，当他对妻子说：“我上外面转转”，或者说“我去散散心”，再或者说，“我上外面找工作”，事实上，他却跪在北京的街头乞讨。

　　经常，他早晨在家吃饭，然后找个借口离开，中午不吃饭，只带上冰糖充饥，一直跪到晚上再回家。

　　王翠霞最初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为了能将透析次数减到最低，她每天尽量少进食，挺着不喝水，实在渴得受不了，便吞一口水在嘴里含着，然后吐掉，绝不敢往下咽。即使这样，她也需要每周透析一次，一次费用500多元，正好抵得上马铸铭当时一个月工资。

　　当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病究竟花了多少钱。父子俩没人告诉她。她问马国林，得到的答复是：小子知道，我不知道；她问儿子，儿子回答说：都是我爸管，我不清楚。

　　她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到委屈。“我这么难受了他也不来侍候我。”她那时这么想，看见丈夫她就生气。终于有一次她忍不住这样埋怨丈夫，并责问他：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丈夫这才捋起裤腿给妻子看。妻子看到丈夫“膝盖上黄一块青一块紫一块”，那一刻，“我的心扎刀子啊！”妻子说。

　　于是，妻子也偷偷出去乞讨。等丈夫出门了，她便拿了小板凳出门；丈夫回家之前，她先回了家。直到有一天，她把讨来的钱交到丈夫手里，丈夫这才知道。从此，两人经常一起出门，他跪着，她坐在他的身边，尽管每次透析完，大夫都会叮嘱一句：回去注意营养，好好休息。

　　乞讨的生活并不容易。总有人瞟老俩口一眼，说：骗子吧？于是，马国林摊开他的会计证书和自学考来的大专文凭，摆上王翠霞的诊断书，而王翠霞则一次次向路人展示她透析多次被针扎翻了的胳臂。

　　他们的乞讨还剩最后一点体面：在马国林的面前，有三种救助牌，中文的，英文的和日文的。后两种是请人翻译的。不过，据马铸铭说，他的父亲通蒙文、俄文以及一点日文和英文。

　　马国林当年的老师在多年后，还对马铸铭说起他父亲的优秀：“你的学习要赶上你爸就好了。”但马国林高中没有念完，赶上了知识青年下乡。他们一家来北京之后，第一个游览的是清华大学。几年的乞讨生涯中，最大的一笔收入是一位小伙子给的20元。这位陌生的小伙子，马国林时常还会念起。

　　有时他们在住处附近的菜市场乞讨，邻居们见到都心酸得远远避开。房东太太记得马国林曾这样对她说：“嫂子，我把脸皮抓一边去了。”

　　马国林的家族在当地算得上体面。有人担心，马国林这样的举动，有损家族的面子。“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马国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