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合作论坛2005：中日关系与东亚未来

　　闭幕总结发言：

　　田中直毅（日本21世纪政策研究会理事长）

　　两天来的讨论会对我来说受益匪浅，我想再次感谢人民大学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

　　我的要点可能会有几点，我总结一下。我在日本讨论和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讨论应该是多少还是有所不同的。在日本，目前正在讨论权限的再分配。比如对企业来说，正在讨论法人治理，在日本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他们的股东30－40%甚至到50%，比如说佳能公司50%的股东是国外的股东。这主要是在国外的养老基金进入了日本市场的背景下讨论的。从公司法人治理方面来看，当然企业是日本的企业，而且经营者也都是日本人，是受股东的委托在经营，20－40%的股东是外国的股东。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本的企业在进行着日常的运作。在贸易方面来看，企业的部门之间的贸易比例也越来越大，这应该说不是国家能控制和管理的部分了。另外，直接投资或者国家之间的贸易这应该都是企业来控制的，这已超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了。这是大家一个非常典型的思想。比如谈到中日之间的贸易增加的速度太慢或者直接投资的进度也放缓了，如果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并不是日本政府能够控制的事情。在日本这是大家普遍的一种看法。

　　关于美国霸权主义方面，近十年来日本的政策导致了不良资产问题，日本的金融秩序在格林斯潘主席的金融节奏下，应该说已经达成了某些基本目标。比如日本银行的总裁以前是肃水先生，现在是福井先生，尽管他们两个都非常努力，但是他们在构建日本的银行秩序上还是失败了。日本在美国金融的周期下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关于霸权问题，如果开始这方面的讨论，肯定会有很多情绪化的言论。我们的确是生活在美国所营造的这样一个节奏下，整个自由世界也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营造出来的，日本也处在这个环境下。日本在近十年来对石油的依赖程度逐渐在降低，正像大家所知道的，日本现在基本上不产油，几乎所有的石油都是从国外购买的。现在石油的价格在迅速地增长，日本的股市的股票也在不断地上升。比如说每一桶原油涨到了100美元，日本的企业还是能够维系它的受益结构的。这是因为在二战后美国营造的这个自由贸易当中，日本的企业应该说逐渐创建了很多它的生存环境。日美安保条约在中国大家认为是一个军事的同盟，我想其确实有军事方面的因素。二战后日本的生存方式以及当今的现状，所有以都是在二战后美国所营造的秩序下为前提。所以石油价格虽然上涨了，日本还是能够维持它的企业生存。另外美国的贸易赤字非常大，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因为美国的资本在不断地回流，贸易顺差的国家强还是资本顺差的国家强，这在日本经常讨论。最近在提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贸易盈余再大并不强，有资本回流的国家才更有实力。在日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以往日本的资本很少有回流，日本的经济是依靠贸易盈余来支撑的。但是这是很多对未来预测得不太好的经济学家们看好的情况。所以在东亚地区如果营建一个共同体，我想在日本也是在讨论的问题，小泉的改革也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方向。如果能够处理的问题，就交给地方政府去处理，现在日本有47个都道府县，比如说对于水资源的管理已经跨越了单独的地方政府，而是由国家来进行管理。如果说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管理的话，就要依赖于整个国际社会或者是某一个洲，比如说亚洲、欧洲。如果是连洲都不能管理，那该怎么办？比如说环境问题，比如在东亚地区环境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整个亚洲地区进行管理，那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东亚地区，所以就必须营造一个东亚共同体。我认为这个理论并不会在日本形成一个主流的理论，因为应该说按照不同的功能，由各个地方或者地方社会来解决。比如在日本国内能解决的就在日本国内解决，超过这个范围的，按照不同的功能划分，比如说权力或者责任，我想这种结构是比较合理的结构。而且今后会成为一个在日本大家会比较认同的想法。因为我们是邻国，而且文化历史上都非常相近，也有很多历史。在这方面大家都讨论得很多，所以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文化方面的确有很多的共同之处，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对于将来的世界秩序来考虑，按照功能来划分，我认为将是更为主流的考虑。在日本企业的公司治理方面，股东是谁以及股东之间的关系如何，虽然企业的国际是日本，但是企业由来自全世界各国的外国的股东来控股的，所以日本的股份制企业的体制也会在这样的思想下，或者说今后企业的并购重组也会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来进行。

　　我们跟中国朋友之间在各个层次上我们也将互相学习。当然也有观点不同，所以讨论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我们必须理解双方的观点，今天我所说的可能大家觉得有所唐突，我也非常希望中国朋友们能理解我的观点。

　　李院长如果将来给我机会，使我能有机会搜集更多的材料，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谢谢！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我感觉这两天的讨论收获是非常大的，且这两天的讨论略有不同。第一天的讨论更多的是集中在中日关系上，双方从自己的角度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所以昨天讨论的特点是比较有深度。而今天的讨论超出了中日关系的范畴，还涉及到美国、俄国，以及利益分析和想象力的问题，所以今天的特点是有宽度。总的来讲，这两天的讨论是比较有质量的。我想说的是，现今中国处在国内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们真诚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特别希望所处的东亚地区是一个和平、繁荣、发展的地区。对于我们最重要的邻国日本，中国是非常重视的。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人比中国的外交精英和领导人更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但是，现实的发展让人不是很满意。中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种种问题、障碍。所以举办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因为大家有这个愿望，但愿望与现实又有距离。我们有责任在一起真诚地讨论，敞开心扉，共同努力寻找合作的领域，找出问题及问题背后的原因、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讨论的价值。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一些对日本有所研究的人才。在李院长的领导下，我们甚至用“挖”人才的方法，引入了一些人力资源。所以我们有一定的条件致力于中日关系、中美亚关系的研究。但是凭一家之力，贡献是非常有限的。今年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帮助，希望未来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包括韩国朋友、日本朋友给我们很多帮助，当然精神上的很重要，但是如果有物质上的就更重要了！（笑）

　　最后要强调，虽然我们的讨论很有益，但由于东亚的复杂性、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仅仅通过一两次讨论就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理解对方的处境。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强调一个观点：中国的现代化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多元化使公共政策的制订，特别是涉及到国民感情的对外政策制订的决策背景变得非常复杂，我们的领导人面临国内压力也非常大。因此外界朋友，包括日本朋友，以后得适应这样的一个中国。这里面有非常理想化的感性思维，也有非常非理性的思维。以后的中国将走向多元化。外国朋友要了解情况并要适应它。国内的研究者也要适应国内的变化。了解中国自己，也是中国的外交研究者做好自己工作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