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赵雁

　　从歼击机飞行员中挑人

　　1970年7月14日，中央批准：“即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航天员。”

　　空军和航天医学工作研究所承担了首批航天员的选拔任务。选拔标准参考美国、苏联的一些经验。

　　苏联第一批航天员全是从飞行员中选拔的，加加林、季托夫都是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而美国早期则是从空军试飞员中选拔，试飞员无论是身体条件还是工作技能都要优于普通飞行员，飞行时间不能少于1500小时。

　　当时中国全部加起来也没几个试飞员。对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三种类型机种的飞行员进行综合考察后，认为歼击机飞行员无论从身高、灵活度，还是思维反应上都更适合航天员的要求，飞行时间也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定在500小时之内。

　　10月，选拔队伍乘空军专机出发。

　　原来在国防科委航天医学工程所工作的王德汉回忆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先后跑了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广州军区、南京军区4大空军的十多个飞行部队，蹲点考察百余处。那时选拔航天员不像美国是自己报名，而是先根据档案筛选。政治条件是选拔的重中之重，其他的硬杠杠为：限定在歼击机飞行员，年龄在30岁以内，身高在1.8米以下，体重为80公斤，身体健康，身高和体重是由飞船要求决定的。年龄不是绝对的，后来入选的人员中有个别战斗英雄已三十五六岁了。

　　1800多名飞行员中，摸底后有215名符合初选条件，在此基础上又进行筛选，初选合格者共88名。

　　朗读着红宝书进行的复选

　　复选要进行详尽的临床医学和航天适应性检查。复选的地点定在北京，复选组下设处理日常工作和各项目检查安排的办公室；负责飞行员审查与政治思想的政工组、临床医学检查组、负责航天特殊因素项目检查的特殊因素耐力检查组、保证飞行员生活与行政管理及医学监督的医务保障组。队伍庞大，有上百人参加。

　　88名飞行员集中到北京空军总医院，住在一个封闭的小楼里，除了检查不准许和外界接触，连与家人打电话和通信都是被禁止的。多年后，当年参加选拔的方国俊回忆说，家人不知道他到北京做什么，几个月没有消息。

　　面对如此壁垒森严的检查，后来又看了专门放映给参选飞行员的关于加加林登上太空的一些资料片，他们对执行“特殊任务”才有了底，但谁也不议论，只暗下决心，一定要选上。

　　临床医学检查科目排得极其详细，做检查的都是各科的技术一把手。但是毕竟没有更多经验，只是比当时飞行员选飞的标准更高一些，100多条标准里包括身体无任何畸形、没有慢性疾病、没有严重的不良嗜好等。小到疝气、胃炎等毛病，只要患上就不合格。

　　最有航天员选拔特色的当属航天特殊因素耐力的选拔，它需要对受选人员的前庭功能、超重、低压缺氧等人在航天特殊环境下的耐受力进行考核。

　　检查过程非常富有时代特征。每名参选人员在做选拔科目前，先要掏出红宝书与选拔人员一起朗读一遍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进行检查。

　　纪录影片《我国航天员选拔》中，有这样一段：一名受选人员口上罩着一根粗粗的氧气管，随着前方节拍器的速率调整步子原地跑步，这项是动态肺功能检查。他旁边一名女工作人员口中一遍遍背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样的情景贯穿整个选拔始终。

　　从88人到最后的20人

　　当时曙光一号飞船因条件限制，过载高达10个G值左右，这意味着要承受10个身体重量的压力，受选人员要求承受12个G才算合格。从这一点来讲，比国外选拔航天员的条件更为苛刻。当时就有一刘姓受选人员在离心机上进行超重测试时，出现呼吸困难的现象，一检查肺被击穿，被淘汰。好在，他虽然没被选上航天员，但经过休养后，依旧重返蓝天。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有两名飞行员。

　　受选人员被带到北京通县，坐上安—2飞机进行前庭功能的晕机检查，还让他们坐上改装的失重飞机模拟太空中的失重飞行。忽上忽下的抛物线飞行，飞机又是盘旋又是翻滚，受选人员不仅体会失重，还要经受起飞下降时的超重。在几分种的时间里一会儿轻飘飘，一会儿千钧压身，鼻塞，黏膜充血，眼睛产生黑视，耳鸣脑涨。

　　到所有项目检查完，空军总医院那座神秘的小楼里就剩下33个人了。

　　这33个人还要经过众多评委参加的优中选优的最后一关定选。

　　从1971年1月到5月，评审组最终选定20名预备航天员人选。选拔比例与当时苏联和美国的基本相符。

　　神秘而高效的“714”办公室

　　航天员选拔出来了，下一步是训练。中央军委在一次会议上决定，航天员训练由空军负责，中央批准了这一方案。

　　1971年5月12日，空军以绝密电报，紧急命令：空24师师长薛伦、空34师副师长李振军等7名干部，务必于5月14日到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空军招待所报到，要求放下手里的一切工作。

　　面对如此紧急的电报内容，薛伦他们一点头绪也摸不着。

　　5月15日，宣布成立“宇航员训练筹备组”。空司参谋长梁璞主持会议。会议指定薛伦为筹备组组长，李振军负责政治思想工作。会议要求薛伦他们立即着手筹备宇航局或宇航员训练基地，尽快开展宇航员的训练。（注：宇航员即为航天员，“921”工程启动后，中国对外统称航天员。）

　　其时，按照空军领导的意图，是先把领导班子配备好，包括宇航员、警卫部队和保障人员，成立一个500人的单位。预计通过半年的准备，在1971年11月把选拔出来的宇航员进行集中，开始训练。预计到1973年，国家用东风—5号火箭，发射“曙光一号”载人飞船。飞船将可搭乘两名宇航员。

　　工作进行得十分保密，当时这个工作班子以毛主席批示的时间作为代号，称为“714”办公室。办公点暂设在空军学院，行政上归空军司令部领导。当时和筹备组一起进驻空军学院的还有反弹道导弹小组，都很神秘，就连学校领导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干什么。几个人，几间办公室，一台电话，就开始办公了。

　　航天员保持飞行技术的训练场地初步定在正在建设中的四川西昌机场。薛伦和同事们去那里进行了考察和调研。他们还建议宇航员训练用的“失重”飞机，用三叉戟或图—124飞机改装。

　　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薛伦看到宇航员飞行服、宇航员食品等许多宇航产品，该所当时已研究出宇航员的生命保障系统，一些训练用的大型设备也已完成。

　　筹备组的成员还到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有关院校聘请专家、教授，准备给宇航员讲授有关地球物理等方面的知识，李振军和徐培根还计划在1971年9月14日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参观学习，请老师给宇航员讲授天文知识。

　　工作渐渐有眉目，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之中。

　　航天员训练“胎死腹中”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空军作为“重灾区”，人人都在忙于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宇航员的有关工作戛然而止。

　　1971年11月中旬，空军宣布解散“宇航训练筹备组”，刚刚起步的宇航员训练就这样“胎死腹中”。

　　30多年后，薛伦谈起这段往事，还连连感叹，遗憾之极。

　　好在，作为优中选精的20名航天员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这些已量了衣服尺码差点就成了真正航天员的小伙子们，回到部队后又成为蓝天骄子，有好几个后来成为将军。这证明多年前的那次选拔是基本成功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