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在晚上散步时，不经意间一抬头，就能看见一位中国富豪带着灿烂的光芒在璀璨的星空中缓缓掠过，那时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我这不是在说疯话，由于神六所展现出的完美技术，“两年内，中国人有望自费游太空”（10月13日《北京晨报》）。考虑到游太空的价格不菲（俄罗斯开价是2000万美金，根据胡润刚刚发布的中国富豪榜，这个价格对中国富豪来说也是小菜一碟），能游得起的，只能是富豪。我等芸芸众生，只能站在操场上仰望仰望，仅此而已。

　　套用陈道明扮演的康熙皇帝的一句话“做皇帝真好啊”的句式，我忍不住也感叹一句：“做富人真好啊！”你看，豪宅他们先用了，私人飞机、游艇他们先用了，处女被他们征集得差不多了……，现在连太空也归他们了，这难道不好吗？简直太好了！

　　说到这里，我知道有人又要说我“仇富”了。我得承认我是一俗人，看见别人富可敌国而自己囊中羞涩，心里是有一点不平，不过我更多的却是好奇：人的自然禀赋是有些差距，但总归不应该差到天地之别吧？比如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不到一万块钱，然而有人测算，富豪在太空，每分钟的花费就合一万多人民币。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恐怕和人的自然禀赋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社会的财富分配机制有关了。

　　说到财富分配机制，我想起了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一个很有独创性的观点：将钱从富人向穷人手中转移可以增加社会总福利。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对富人和穷人来说，同样数量的钱所能产生的效用，也就是主观满足程度是不一样的。从富人手中拿出一块钱，福利损失是1个单位；而这一块钱到了穷人手里，增加的福利是100个单位，两相抵消，社会总福利仍然增加了99个单位。庇古因此主张实行收入均等政策，他认为，只有全体社会成员的收入均等了，一块钱对全体社会成员边际效用相等了，这种财富的转移才因为没有增加社会总福利而变得没有意义。

　　庇古的主张显然太过激进，我们不能照单全收，但他关于如何增加社会总福利的思想，仍然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现在中国在航天事业跃居世界前列的同时，贫富差距也跃居了到世界前列。有学者统计，实际上到1998年，中国富人的消费包括黄色消费都已经饱和了，无论消费什么“效用”都趋近于零；但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穷人，连衣食住行、教育、医疗之类的基本消费需求都还没有满足，这样的一种社会状况，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合理的，更谈不上和谐了。因此，像庇古建议的那样，如何采取措施小小地降低一点富人的福利，大大地增加一点穷人的福利，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

　　宇航员们说，太空的景色异常美丽！第一个太空游客、美国富翁蒂托曾说过一句很夸张的话：“太空不是宇航员的太空，太空是所有人的太空。”他这句话其实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太空不仅是宇航员的太空，也是富人的太空。”让富人通过消费太空的美景来增加自己的“效用”吧，穷人只要地面上基本“效用”能够满足就好了——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