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信条

　　新保守主义者的抱负主要在国际政治方面。不过，他们既反对老共和党人的“现实政治”，抱怨他们对外结盟时不问政权性质；又反对民主党人的传统国际主义，认为他们想依靠国际组织和经济发展去推动民主是“天真”，他们看重的是“强力”。 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要有两条：其一，自由民主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其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

　　新保守主义认为，政权性质比任何国际组织和国际安排都重要得多，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过去来自以苏联为代表的极权体制，今天来自“激进的伊斯兰”（新保守主义觉得“恐怖主义”的概念模糊，而更喜欢称“激进的伊斯兰”） 。新保守主义者在冷战时期之所以反对跟苏联搞缓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专制主义的软弱和对“反文化”的宽容。九一一事件之后，他们又一再强调，民主国家面对的暴政是各式各样的，所以“要有忧患意识”，随时准备回击恶势力的挑战。由此可见，布什的“善与恶的战争”和布莱尔的“传播自由才是对安全最好的保证”，正是新保守主义在最高政治层面的反映。

　　“历史的终结”一文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是新保守主义者，他说：“新保守主义者丝毫不想维护现存事物的秩序，因为这种秩序是建立在等级、传统和对人类天性的悲观看法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厌烦国际政治中“不死不活的共识”， 认为捍卫和平与安全的最佳途径是改变专制国家的政治制度、推进自由民主的传播。在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这个大目标上，美欧是一致的，但欧洲人倾向于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去促进，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则主张借助武力去移植。

　　新保守主义总是从民主和专制对立的角度观察问题。例如人们通常说，联合国实行的是国际民主，而按照新保守主义的逻辑，迄今并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民主”，因为专制国家的那一票是不能代表其人民的意愿的。基于这种认识，新保守主义者对联合国内的投票历来不以为然。如果有谁批评美国一方面为国内政治中的制衡而骄傲，另一方面却反对国际政治中的制衡，他们就会以同样的逻辑断然反驳：让谁制衡？让专制统治者吗？有的新保守主义者还指责欧洲国家姑息专制政权，正在重犯“綏靖” 的错误。

　　谈起美国及其价值观，新保守主义者毫不吞吞吐吐。诺曼·波多拉兹说：“美国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国家，但跟其他大国相比，美国总的来说一向是副好心肠。”汤娒·多纳利声称：“美国的价值观适用于全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世俗宗教。美国是运用其力量造福全球的。”他们举例说，二战之后的西欧复兴、德国和日本的民主化改造，近年来平息巴尔干的战乱、铲除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暴政，无一不是在美国主导下完成的，而今天如果没有美国，谁去处理巴以冲突这个肿瘤，谁去解决朝鲜半岛的核武危机呢？一副舍我其谁的口气。

　　克里斯托认为，“靠国际的标准、法律和谈判构筑美妙的多边世界”是极端危险的，美国应当把自己的力量与其世界使命联系起来，“要么美国领导，要么陷入混乱，世界别无选择……美国应当干预（国际事务），否则，世界的形势就会恶化，而且很快。”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负有“特别的使命”，所以应当增强军力，铲除那些“邪恶政权”，并且警惕任何国家出来与之作对。

　　新保守主义痛恨专制，但并不是主张遇有专制就动枪动炮，它主张“选择”。其标准用劳伦斯·卡皮兰的话来说是两条：第一，这个专制政权的垮台能够引起地区规模的民主化浪潮，第二，有利于推进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那么，对于不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其他专制政权呢？他们准备把道德大旗暂时卷起来，而祭起自己所不屑的“现实政治”：可能的话“遏制”它们，必要的话拉为盟友。美国在里根时代就是这样做的，今天则可以很方便地用反恐需要去解释。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爽快地表示：“我并不一味反对国家利益。”

　　据报道，《洛杉矶时报》一位记者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新保守主义的书，他的看法是，新保守主义者大多是犹太裔，所以“内心深处始终萦绕着对大屠杀的记忆”，他们最担心发生的事情是，美国某一天遭到攻击而无从还手，从而带来“文明”世界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