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思想来源

　　新保守主义并非几个鹰派人物的一时冲动所致，它有其严肃的思想理论基础。据认为，新保守主义有两位思想鼻祖，政治思想方面是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利奥·施特劳斯（1899——1973），军事思想方面是1997年去世的战略专家阿伯特·沃尔特泰尔。

　　施特劳斯出生于德国黑森州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三十年代为逃避纳粹的迫害而流亡巴黎、伦敦、纽约，战后定居芝加哥，在芝加哥大学执教二十多年，最有名的著作是《论暴政》。据介绍，施特劳斯毕生研究的是希腊古典哲学及宗教，跟当代并无直接关系，他也没有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著，但是他的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新保守主义者。西方报刊广泛报道的是他的以下思想：

　　施特劳斯认为，道德价值具有不变性，存在一种“自然法”，即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有不变的标准，它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但是，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陷入了相对主义，现代化又造成了对道德价值的抛弃和对理性和文明的欧洲价值的抛弃。善恶的相对主义不敢承认欧美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优越，导致对暴政束手无策：“当我们被带到同暴政——一种超过过去最厉害的思想家最大胆的狂想也无法想象的暴政——面对面对峙的境地，我们的政治科学无法识别它。”（《论暴政》）

　　施特劳斯认为，人类对“完美社会”的向往，最终导致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他亲身经历过软弱的魏玛共和国，目睹了纳粹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清晰地看到了邪恶的可怕，这些个人经验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终生关注民主制度的脆弱性这个重大课题，他指出，如果民主政体软弱，拒绝反对本质上是扩张主义的暴政，就没有任何站住脚的可能性。他认为，社会制度有好坏之分，政治上的考虑不应当剥夺对一个政权的价值判断；美国的民主政体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就人的充分发展而言，人类还没有找到任何更好的制度；一个好的制度有权利乃至义务去反对坏的制度，即使要动用武力，“为了使西方民主政体处在安全之中，应当使全球都实现民主。”

　　施特劳斯哲学思想的传人、同样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阿伦·布鲁姆猛烈抨击了西方六十年代的“社会文化革命”，认为它直接导致了八十年代的“政治正确”。他指出，在“政治正确”下，似乎任何事物都有价值，各种文化彼此彼此，无所谓优劣， “无论什么都成了文化，毒品文化、摇滚文化、街头斗殴文化，不一而足，不得有任何的歧视。文化的失败也成了一种文化”。

　　“政治正确”造成了“西方文明的自我蔑视”，某些大学生及教授甚至完全准备接受常常是侵犯自由的非西方文化，而对西方文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布鲁姆坚信：“古希腊人实行的民主代表了最高形式的文明，自由社会是人类所设想的最好的社会。”

　　阿伯特·沃尔特泰尔是数学家，曾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等大学任教，担任过里德公司研究员、国防部顾问，是美国核战略的制定人之一。

　　他最早对“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战略既不道德（大量杀害平民），又没有效力，因为任何有理智的国家领导人——至少美国总统——是不会做出会带来“各自自杀”后果的决定的。他因此提出一个替代战略—— “逐步反应”或曰“逐步升级威慑”，后为美国政府及北约所采纳。按照这种战略思想，要准备打有限战争，必要时使用战术核武器和能够攻击敌方军事设施的高精度的“智能武器”。 沃尔特泰尔激烈反对跟苏联达成军备控制协议，认为这将阻碍美国工艺技术的进步。后来，里根总统听取了他的意见，随后抛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前几年，美国朝野激烈批评过去同苏联达成的反导条约，最终废除了它。在这场大辩论中，批评反导条约最激烈的大都是沃尔特泰尔的门徒。

　　还值得指出的是，新保守主义的崛起并不限于美国，它在欧洲也很有一些同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