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八成市民要求购卡实名制

　　　本报讯(记者荣东岳)“你收到骗人短信了吗？”几天来，这句话已经成为大家见面时的问候语。从中奖短信到银行卡诈骗，被称为超新传媒的手机短信已经成为骗子们的一大工具。本报与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进行的联合调查显示，在北京的手机用户中，收到过欺诈短信的人已达71.9%！

　　银行诈骗短信增长迅速

　　这项调查采用电话方式调查，对本市2480名居民进行了访问，结果1783名市民接到过欺诈短信，总比例达71.9%。对欺诈短信内容调查显示，有1644名市民接到过中奖信息，占接到欺骗短信人数的92.2%。而今年下半年刚刚出现的银行卡划账短信，已迅速增长到24.1%。

　　海淀区中招人最多

　　在接到欺骗短信的市民中，海淀区中招的人最多，共307人，占总比例12.4%，朝阳区居第二位，为11.6%。有关专家认为，这种比例与当地的经济活动活跃程度和文化程度是成正比的，海淀区经济活动活跃，拥有手机的人数多，自然中招的也多。

　　警惕性增强报警者很少

　　调查显示，对这类欺诈信息，市民的警惕性很高，在1783名市民中，只有两个人的反映是“遇到好事儿而高兴”，34个人表示要打个电话探探虚实。绝大部分人对此一笑了之。但选择向警方报案的只有21个人，占总比例只有1.2%。专家分析认为，市民之所以报警少，一是反映出法制意识不强；二是此类案件破获得很少，使市民没有信心。

　　75.9%的市民支持实名制

　　在如何制止短信诈骗的内容上，96.7%的市民选择了提高自身防范意识。宣武分局刑侦支队办案民警介绍，从公安机关来说，对此类案件只能加大打击力度，如果群众不能提高防范意识，也没有行之有效的预防手段。对于争论已久的手机卡全面实名制的问题，75.9%的市民表示支持手机卡全面实行实名制。

　　“我被骗子牵着鼻子走”

　　黄金周期间，忙着装修的王女士刚经历了一次“短信诈骗”，她在骗子的循循善诱下险些“着道儿”。王女士恼火地说：“我收到的短信声称来自广州建行，我既担心是银行搞错了，又怕银行资料外泄会给自己带来损失，就回了电话———真亏啊，打的还是长途。”

　　王女士打了两遍电话才接通。“一位女孩儿用粤语普通话礼貌地问我的身份证号、姓名、卡号。”再三确认王女士不可能在广州刷卡消费后，对方回答说：“您可能遇到了很严重的金融犯罪，您需要向广州市公安局金融犯罪调查科报案”。在王女士的请求下，对方提供了公安部门的电话号码。

　　王女士又是连拨了两遍，才接通“广州市公安局金融犯罪调查科”的电话。一名年轻男性详细询问了情况后，给了王女士一个报案号“1896”，然后很客气说：“我们会把报案记录和报案号马上发给银联管理中心，您需要立即通知‘银联管理中心’，对你的信用卡交易冻结。”随后对方很痛快地把银联管理中心的电话告诉了王女士。

　　不到一分钟，王女士第三次连拨两遍电话，接通了“银联管理中心”。一个男性查询后回答：“我们已经接到警方的报案号。如果警方调查属实，那4800元钱就与本人无关，银联管理中心会免费为你做一个保险，避免再有盗用信用卡造成的损失，但是你需要到建设银行开立一个账号，往里打5000元钱……”

　　“听到这儿，我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是个骗局！”王女士颇有些羞愧难当，“自己怎么就让骗子牵着，走了这么长的路呢？”记者丁文亚

　　无力单独实行实名制

　　此次短信诈骗集中爆发后，面对各方的诘问，通信管理部门和电信运营商显得格外谨慎。每个人都会在提出不透露姓名的要求后，小心翼翼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我们没有权力单独采取行动”。

　　“这就像修了一条高速路，路上跑的车有的是去上班，有的是去做生意，但有的可能是去犯罪，你能够说这是修路者的责任吗？”一位移动职员给记者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同样，修路者也没有权力去核查过往车辆，当然配合执法部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作为企业，有义务配合执法部门采用技术升级等手段防止犯罪，但这需要法律程序和相关法规的授权，对群发短信的治理，也是一样。”

　　警方表示：“侦办手机短信诈骗案件最大的难题在于取证难。犯罪分子和事主不见面，事主无法指认。仅凭声音或通过银行的监控录像观察取钱人也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诈骗行为。而且这种犯罪形式隐蔽性强，犯罪涉及全国各地，侦破的难度也很大。

　　从泛滥的小广告到甚嚣尘上的欺诈短信，随处可以买到、又不用任何身份证件的预付费手机卡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几年来关于手机卡实行实名制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所有运营商均未采取措施，理由无非是进行全国性的身份核实存在困难等。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这主要是涉及企业成本和市场竞争的问题。本报记者荣东岳孙莹

　　骗子拿人当傻子

　　“一个多月前，我们为了侦查短信诈骗案到南方某地调查，由于地区内从事短信诈骗活动的人太多，于是便出现了‘市场分化’。有的人专门编写‘剧本’，设计诈骗手段，甚至具体到情景对话；有的人专门造假身份证到银行开户办卡，购进手机、群发器等设备，给诈骗人提供设备支持；第三类就是‘演员’，购买‘剧本’、‘道具’实施诈骗。”民警说，这样一来，怕承担犯罪风险的可以选择不抛头露面的“工种”，而诈骗者也可以利用购买来的银行卡等隐藏自己、逃避打击。

　　“以前公安机关侦破短信诈骗案时，我曾经做过问卷调查，大部分参与短信诈骗的嫌疑人都是农民，甚至大多同在一个地区、一个镇，甚至一个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分析说，这些团伙诈骗犯罪大多以地域性为特点。个别人想出诈骗手段后，总会拉拢身边的一些老乡帮忙，互相传播、学习，加之这些方法大多简单易操作，就会迅速在一个地区蔓延开来。“实际上他们并不把发短信诈骗认为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发出信息后，就是愿者上钩的事了，寄钱的就是傻子。有些人甚至以得手为乐趣，相互炫耀。”本报记者孙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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