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志刚事件宣告我国收容遣送历史终结之后，2003年8月1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我国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助的制度在一片欢呼声中走上前台。与此同时，人们发现大街上的乞丐们较以前却多了许多。
乞讨（资料图片）
10月12日至14日，2005年亚太城市市长峰会在重庆召开，这也是此国际性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为了净化市容环境、提升城市形象，从10月8日起，重庆在主城区展开了流浪乞讨人员大搜索行动，主城九区除内勤外的救助工作人员全部走上街头，劝导城市乞丐到救助站求助。然而，沿街劝导救助竟遭到半数乞丐尤其是那些“职业乞丐”的拒绝。
在特殊的时期里，这一事件放大了我国救助制度的管理之困。它的背后有着救助站的尴尬与困惑，也有着许多流浪乞讨人员的实际困难与无助……但最为突出的还在于，“职业乞丐”所击中的正是我国救助制度的管理之“肋”，它考验着政府的城市管理智慧。
沿街劝导救助遭拒绝
10月8日，重庆市救助站劝导队随三辆流动救助车出发，30名工作人员、12名志愿者组成十个小组，沿观音桥、两路口、上清寺、人民广场、解放碑、朝天门、菜园坝沿线，开始了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搜寻劝导工作，同时还针对途中的广场、车站等人群集中地重点搜寻。
没想到，如今乞丐也懂得与国际接轨，用中英文双语写“乞讨书”（资料图片）下午两点半，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行至解放碑中心地带，在大阳沟、江家巷、八一路一带，先后遇到7个街头乞讨者。面对劝导，只有两人表示愿意接受救助。一名40多岁的乞丐坚决拒绝到救助站求助，其回答更让人瞠目：“十一号（重庆峰会开始的前一天），我自己来。”
根据以往经验，重庆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分析认为，大多数不接受劝导拒绝到救助站求助的都是职业乞丐，他们每天有固定收入，进站等于“断财路”。据重庆市南岸区救助站了解，重庆峰会召开期间，之前在该区行乞的“贵州帮”“河南帮”等乞丐团伙已转移到其他城市去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九龙坡区，救助站的流动救助车在街上巡逻，职业乞丐们一见他们就跑。九龙坡区救助站站长贺显保分析其中的原因在于，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主动上街劝导，而这些职业乞丐如果拒绝到救助站接受正规救助的话，那么他们在群众的眼中就失去了乞讨的理由，而且群众还会认为他们之前的乞讨行为有欺骗性质，所以他们见了救助人员就跑，避开救助劝导。
此外，在拒绝入站的人中，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还发现了不少“熟面孔”，他们都是收容时期经常进站的“常客”，这些人都是以乞讨为职业，而且这一群体在全市为数不少。
据了解，在重庆峰会期间，重庆市救助站共劝导近400人入站求助，但这些人中是职业乞丐的却寥寥无几，有的职业乞丐呆上一个晚上就坚决要求离开。
职业乞丐混迹街头“迷”人眼
不知真相的孩子给“断腿乞丐”献爱心 （资料图片）
“断腿乞丐”津津有味地数着当天的业绩 （资料图片）
“断腿乞丐”在人们的嘘声中长脚离去（资料图片）如今，在重庆街头、尤其是一些繁华、人流量大的地方，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以各种理由和手段行乞的乞丐，有的称没钱缴学费不能入学而当街乞讨学费，低头跪在地上，身边还放着“学生证”；有的穿着破旧的中年妇女手中抱着小孩，称自己家乡受了灾，逃难到重庆，望好心人伸出援助之手；有的残疾乞丐以展露残肢、奏乐器、写书法等方式向人们行乞；有的甚至还干脆就在大街上睡大觉，一觉醒来就能有钱收……
据重庆市救助站彭站长介绍，如今混迹城市街头的城市乞丐大致有3类：一类是通过违法手段压榨残疾人和儿童的违法分子；一类是没有谋生技能或不愿工作的懒汉；一类是真正遇到困难的弱势群体。
记者近日在重庆沙坪坝三峡广场观察发现，这里的乞讨人员一个多小时内就可以收入十几元，一天下来收入不错。另据调查资料显示，职业乞丐的平均收入远要高于城市低保金标准，甚至如“白天行乞晚上出入歌舞厅”“乞讨完后坐上出租车”等报道也见诸报端。
重庆市政协法制委员会主任黄剑针对乞丐职业化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乞讨成本低、收效快，远比城里打工的民工赚得多，自然成了一些人谋生的首选。”
嘲弄市民淳朴爱心
重庆巴蜀中学退休老教师刘蓉蓉以前只要遇到有乞丐向她乞讨，总会给上个三、五元钱，但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让她对给乞丐施救也要格外“小心”。刘老师告诉记者，有一次她在解放碑逛街时，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走到她面前，伸出骨瘦如柴的手，对着她小声说：“我肚子饿得发慌，行行好，给点儿钱让我吃碗小面吧。”心地善良的刘老师赶紧从兜里掏出五元钱给了老人。下午，刘老师在位于江北区的观音桥步行街逛时，上午才向她乞讨过的老人居然也来到这里，又伸手向她要钱，当时，刘老师嘴上虽没说什么，心里很不情愿绕开他走了。让刘老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晚上，当她从渝北区的一个火锅店吃完饭出来时，那位老人又出现在她面前，说整天都没吃饭，要她施舍一点钱去吃碗小面，刘老师再也忍不住了，质问道：“今天一天就向我要了三次钱，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急需救助哟！”至今，刘蓉蓉老师每当想起这件事，就会觉得自己受了骗，“最让人受不了的，还是自己的同情心被人利用了。”
记者发现，面对混迹城市街头形形色色的乞丐们，越来越多的市民受“给了钱怕上当，不给钱又难受”两难心理的困扰，多采取施舍、躲避或给钱消灾这样几种做法。
对此，重庆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孙元明认为，职业乞丐比小偷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性更大，他们是在嘲弄人性中最美好最淳朴的东西，如果任其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的是整个社会道德的滑坡。
考验城市管理智慧
如今，职业乞丐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通病”，是任何一个政府无法回避的难题。孙元明认为，中国的职业乞丐现象实际是一种特殊的被扭曲的经济现象，这背后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确实有在农村生活非常困难的人群，因为生活所迫出来行乞，这样的人数而且不在少数，而利用残疾儿童进行乞讨，在整个乞讨现象中还不能算是主流。
针对此次发生在重庆的全城乞丐大搜索行动，孙元明认为，这是政府在峰会这一特殊时期不得已而采取地带有一定强迫性质的办法，然而，各救助站上街劝导的方式对职业乞丐而言是无效的。重庆市民政局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处负责人也表示，职业乞丐根本没有主动求助的意愿，遵循“自愿受助”的原则，“职业乞丐”实际上不属于《救助管理办法》规定的救助对象。
据了解，除了对一些强讨恶要、组织乞讨等行为，即将实施的新的《治安管理条理》已作出相应的打击管理办法，但是对大多数职业乞丐的管理，我国各级政府仍处于缺乏法律依据和执法手段的境况。
孙元明认为，由于职业乞丐的社会危害性在我国还没有达到零界点，目前要出台全国性的法律还做不到，但是可以出台一些地方法规，划定一些乞讨区，将乞讨行为限定在一定区域。对职业乞丐问题的城市管理可以采取一些折中的办法，将像解决下岗职工乱摆摊点一样，不宜一味打压。
但据记者了解，这种建议目前还不能被我国多数政府官员所接受。重庆市民政局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处负责人表示，“生活无着”的人才具有行乞的合理性，而有组织、职业化的乞丐，有违于行乞求生的本意，是为了不劳而获的一己私利而给我们的城市增添了污浊感，所以必须加强治理。另外，如果划定“乞讨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承认了职业乞丐的合法性，恐怕我们国家的国体不允许这样做。
如今，职业乞丐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管理的新盲区，如何既不简单行事、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能保持光鲜亮丽的城市形象，已成为摆在政府管理者面前的一道考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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