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上午10点，北京东方新天地电影院，张艺谋电影《千里走单骑》专场刚放映到一半，特意前来观摩样片的外交部长李肇星从观众席起身，要赶往一个临时会议。他边走边嘱咐秘书尽快安排再次放映，要看完这部中日合作的现实题材力作。
《环球》杂志记者/王国平
10月22日，东京电影节，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跨越千里走到这里，成为开幕式影片。因在《老井》中的精彩表演曾荣膺这个电影节影帝的他也坐在了评委会主席的“宝座”上，指点各路参赛电影。
在张艺谋“御用”文学策划王斌看来，在当前中日关系的敏感时刻，这个电影也许“让双方都很尴尬”，但他相信，“日本舆论界对这个电影会给予高度评价”。
缘起：两大师惺惺相惜
有媒体认为，张艺谋决定拍摄《千里走单骑》，是为了避开《英雄》《十面埋伏》所遭遇的质疑，进行风格转化。对此，王斌认为完全是私下揣测。
十多年前，张艺谋正为《活着》做后期，他收到高仓健的一封信。除了对张艺谋表示敬意外，高仓健还希望有机会同他合作。在当时，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不过以此为发端，两人开始了交往。
交往过程中，两人成了知音。据王斌观察，两人在性格上具有相似性，“话都不多，都有着男人的坚韧，都高度敏感”。这让他们的合作欲望日趋强烈。
当条件具备的时候，一个难题出现：如何在情节上让高仓健饰演的角色合情合理地来到中国？“张艺谋拒绝拍摄外国电影，他觉得自己的根在中国，一旦离开，可能找不到任何感觉”，王斌告诉《环球》杂志，“另一方面，双方都希望拍一个现实题材的故事，而不把背景放在古代或者战争时期。”
这个难题让剧本一直搁浅。直到邹静之介入，拿出一个故事提纲，通过三个人反复修改，最后确定了剧本。不过王斌坦诚剧本80%的功劳属于张艺谋，“张艺谋说这部电影不是为自己拍，而是为高仓健拍。”
孤独：渗透进每一格胶片
电影的故事很简单：高仓健饰演的高田与病重的儿子健一之间矛盾重重，偶然他发现健一对中国傩戏《千里走单骑》很痴迷。于是他来到丽江，探寻儿子的秘密。在丽江，他发现傩戏的演出者李加民和儿子的关系也同样紧张……
“电影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孤独。”对于王斌的这一判断，《环球》杂志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那里得到证实：“这部电影抛弃《英雄》式的概念演绎，也没有《大红灯笼高高挂》对民俗的迷恋，而是关乎现实，走向内心，探究现实生活中困惑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也就是无法排遣的孤独。”
电影中，高田孤独，因为他与儿子健一之间始终无法进行沟通；健一孤独，他因长期抑郁而身患绝症；李加民孤独，名利的作祟让他放弃了人性的真诚，走进监狱；李加民的儿子孤独，私生子的身分是一道阴影，笼罩着他幼小的心灵……
影片自始至终，两对父子没有相聚，而且健一还只有画外音存在。“到影片结束，父子之间好像和解了，又好像没有和解，这是张艺谋的高明之处，没有提供一个庸俗的大团圆结局。”周星告诉《环球》杂志。
王斌说这是有意安排，“在这个时代，谁要给出一个结论是愚蠢的，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同时追问我们自己的内心。”
不过，王斌否认这个电影格调悲观，反而有着隐隐的感动，“情暖人心”。
高仓健：永远的杜丘
“气质浪漫、极度沉默、性格坚韧。”谈及高仓健在《追捕》中塑造的杜丘形象，周星这样总结。对于他在《千里走单骑》中的表演，周星说：“炉火纯青。”
王斌认为高仓健让一代中国人明白了什么是男子汉。“上世纪80年代初，伤痕文学在中国流行，阴柔气弥漫，突然出现了杜丘这样一个人物，永远不说话，脸上始终是刀刻的坚韧，但内心是那么丰富，给人的震撼太强烈了。”当时王斌从事文学批评，曾郑重呼吁“男子汉文学”。
通过《千里走单骑》的合作，王斌发现高仓健在现实与电影中合而为一，始终保持沉默、坚韧的本色，并且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他透露，当初张艺谋告之电影可能与黑社会有关，两人再次见面时，高仓健已经蓄起胡子，剃了光头。张艺谋告诉他剧本有所变化，高仓健只是轻声应了一句：“啊。”
日本广播协会（NHK）驻北京记者佐藤文隆告诉《环球》杂志，高仓健在日本很受尊敬，为人“不豪华”，有情有义，一直饰演正面人物，是好汉的象征，“像他这样的演员在日本很少了”。他期待早日看到电影，看两位大师的合作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并希望这部电影能促进中日文化的友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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